眼看就要过小年了，母亲却旧病复发住进了医院，幸而她也是这里的常客，手续办理、开药挂针都进行得比较顺畅。

和她同病房的原只有一个人，病房里比较安静，结果陆陆续续又住进来3个病人，环境一下子嘈杂起来。母亲身体较弱，不能起来走动，我和父亲有空了就去陪她说话，免得她胡思乱想。

小年当天，趁中午休息时间，我去医院陪一下母亲。一进病房就看见母亲的床前坐着小姨，两人正聊得高兴，母亲也很有精神。打过招呼后，我就静静地坐在一边，听听她们说话，不时看看吊瓶里的药，间或倒上一杯水。聊天的内容无非是些家长里短的琐事，谁家接媳妇了、谁家老人去了诸如此类，我听着不由地打哈欠，母亲却很有兴致，小姨也说得兴起。

聊着聊着，内容就从别家转到了自家。母亲问：“儿子媳妇都回来了，这下子你可松缓了吧？”小姨摇摇头，“你是不知道，人是回来了，露露和佳怡又不粘他们，成天还是得我们这把老骨头带，还得多做两个人的饭，哪里轻松得了！”母亲接着道：“现在的年轻人都这样，跟咱们年轻的时候没法比。不过孩子也大些了，带起来总要容易些。”小姨缓缓一笑，“按理说是要容易些，但就是不敢生病。现在在我们那边，一旦小孩子生了病，看都没处看。碰上村卫生室开门那是运气好的，要是没开门，就得去别的村，严重一点的还得去天明（城固县下辖镇）。上次佳怡晚上生了病，街上都找不到人看，我们连夜到二十里外的四合看的。”听到这里，母亲有点惊讶，我有点不解，“怎么成这样了，街上不是有几个老大夫吗？”“人家不给看，有什么办法。一个是小孩，再一个是老人，轻微一点的病还好说，稍微严重一点就不给看了，都害怕出事赔钱啊。”“不是还有村医吗？他总要给看的吧。”我插嘴道。小姨叹了一口气，道：“那还得看他在不在上头。原来国家给的钱少，他还得自己好好经营。现在到好了，领着固定工资，像咱们村上人少，看病的那点钱就不在人家眼里了。人家小孩又在城里上学，大部分时候一家都在城里，卫生室哪里有人？就是把我们这些有小孩的人家坑了！”“那你们咋不向上反映呢？”“反映有啥用。上面来检查，卫生室的门就开着，走了就关了。再说了，我们也没法反映，说起来都是亲戚，怎么能干这事。幸好他们也都一天天大了，就没这些麻烦事了。”小姨笑笑对我说，“我们那里偏僻，跟城里没法比，上面也管不着啊！几辈子都住在一起，也不好因为这撕破脸皮……”

母亲和小姨的谈话继续进行着，我却没有心思听了。还记得2015年初我们开展过关于乡村医生的调查，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村医大多年纪老迈，补贴微薄，以致后继无人。现在他们领上了固定工资，本来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对稳定壮大乡村医生队伍大有裨益，从而方便了群众看病。没想到在小姨这里却听到了这一番话，这让我不由地想到：国家有好的政策，更要有严格的监督管理机制，否则再好的政策也不能给群众带来真正的实惠。小姨家地处偏远，正是属于管理监督困难地带，她反映的问题不能代表全体，但也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我真切地盼望着小姨的困境不再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