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春节家里难得的热闹。岳父去年10月手术之后就和岳母住在我家，这既免去了我们奔波探望之苦，又帮我们料理了大部分家务。岳父这场病让全家都意识到相聚时光的宝贵，但又心照不宣。大年三十，大舅子一家三口天不亮就启程，驱车千余公里，在年夜饭前赶了回来。几天里，老少八口，一起吃饭、聊天、散步，过了一个团圆祥和的农历新年。初五那天上午，送走大舅子一家，老两口累得倒头就睡，而我则盘算着该去伟伟家拜年了。

　　伟伟和我从小一起长大，擅长绘画、体格健壮，是我美术方面的偶像和历次“战役”中的保护神。他父亲彭伯伯跟我父亲年轻时在一个车间工作，也是相当要好的朋友。他母亲孙阿姨是上海人，在厂卫生所做医生，温文尔雅，标准的女医生模样。伟伟家的筷子篓里有三双象牙色筷子，柄上分别雕着一家三口各自的生肖。

　　1992年，我们两家一起搬到西安。伟伟高中毕业上了自考学校，结业以后在餐厅打工。尽管伟伟很快就做上了领班，但还是跟家里人的期待有些差距。所以，在某个周末，一家人吵了一架，要强的伟伟离家出走了，一点消息没有。从那以后，每次面对两位老人，我们都必须非常小心地对待关于伟伟的话题，越到后来，越不敢提及。一年后的一个晚上，伟伟突然给家里打来电话说这一年混出了点名堂，第二天要回家让老两口见见未来的儿媳妇儿。这给了我们一个大大的惊喜。第二天下午，伟伟又来电话说刚给自己租了新房，搬家累了，推迟到下个周末回来。

　　第三天刚上班，我就接到父亲电话：“伟伟一氧化碳中毒走了”。

　　几年后，彭伯伯和孙阿姨退休了，正赶上陕西退休职工待遇连年提高，加之没什么多余开销，日子过得倒也松宽。再后来，旧房拆迁，老两口搬到了一百多平米的新居，每次见到都笑容满面，但这笑总让人心酸。纵使是时间，也不能抚平所有东西。

　　慢慢地，工作与家庭的琐事让我真真假假地越来越忙，对两位老人的探望变得越来越少。又是一年春节，母亲敦促我跟两位老人约个时间去拜年。电话接通，传来的是孙阿姨的哽咽。没有多问，我们一家老小立刻赶了过去。以往我们总是刻意避免全家同时出现在两位失去儿子的老人面前。

　　赶到家里，看到的是形如枯槁的彭伯伯和面色憔悴的孙阿姨。彭伯伯胃癌，已经失去了手术机会。我拿出些钱，阿姨坚决不收，说职工医保和大病保险已经能报销绝大多数医药费了，自己负担的部分靠他们的积蓄完全可以负担。半年后，彭伯伯走了。家里剩下一个老太太和两张照片。

　　孙阿姨有上海女人的骄傲，也有陕西女人的坚强，她拒绝了各方亲戚和我们的邀请，继续生活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失去两个男人的家，依然像过去一样干净齐整，一丝不苟。不久，她在一家单位的卫生室找了份工作，不是为了补贴家用，到底是难以终日面对那种冷清。

　　我和妻子商定初六上午去伟伟家。怕添麻烦，出发前特意给孙阿姨打电话说我还赶着去单位加班，不能在家吃饭。来到门前，不等敲门门就开了。孙阿姨一边迎我们，一边埋怨我们没带孩子一起来。还没坐定，早已准备好的红包就塞到我们手里。“我给你们下点饺子吧？”聊了没几句，阿姨就小心翼翼地问道，“很快，已经包好了！”紧接着又补充了一句。

　　加班不是托词，这令我有些犯难。迟疑间，又回到某个夏天的中午，菊花牌落地扇嗡嗡地吹得窗帘翻滚飘摇，阳光时不时地洒在一盘韭菜鸡蛋饺子上，反射出耀眼的光。饭桌旁，两个刚野回来的胖小子坐在小板凳上狼吞虎咽。彭伯伯站在高低柜旁嘟囔着从淡蓝色的玻璃凉杯里倒出两杯酸梅汤。坐在床沿的孙阿姨笑盈盈地看着……

　　窗外一阵炮响，将我从回忆中拉了回来。

　　“吃！”

　　孙阿姨开心地系上围裙，到厨房忙活去了。我起身走进那间屋子，小床上还铺着过去那张床单，依旧平展得一个褶子都没有；画架上的水粉纸比以前更黄了，那幅没完成的画还是老样子；写字台的玻璃板下，整齐地排列着崔健、郭富城和飞机、军舰的图片，次序都没变；相框里还是伟伟最喜欢的那张照片，那个胖子，看着我憨憨地笑着。

　　饺子上桌了，韭菜大肉馅儿的。筷子篓里那三双生肖筷子在彭伯伯走后就收了起来，我从一把黑色的木筷中随便抽出两双和妻子吃起来。孙阿姨不吃，坐在旁边像过去那样安静地看着两个孩子吃她包的饺子。

　　“再生一个吧，我给你们养”。

　　妻子的眼圈红了，不爱吃饺子的她只能低头大口地吃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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