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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咨字[2015]23号
以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契机 加快推进陕西企业“走出去”
省委、省政府: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深化与丝路沿线国家经贸、人文、科技等多领域合作交流,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的重大战略举措,也是新时期我国优化地缘政治环境、全面实施对外开放的战略抉择。在这一伟大国家战略中,陕西如何发挥产业优势,着力推动一批企业更好、更快、更稳地“走出去”,已成为我省能否抓住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新契机,获取新的发展空间、形成新的发展动力的重大问题。为此,省决咨委组织专家进行了深入调研,现将我们的意见和建议报告如下。
一、我省企业“走出去”的成效和现状
企业“走出去”主要体现为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经济和对外贸易三种形式。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正确领导下,我省企业积极、有序、安全“走出去”开展国际经济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是对外投资取得重大进展。对外投资主要由对外承包工程、对外劳务合作、及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三项业务组成。经过多年发展,我省这三项业务指标由10年前的全国第25位,上升至全国第17至19位,并且位居西部前列。我省对外承包工程和对外劳务合作的营业额,“七五”期间累计达到1.36亿美元,“十五”期间增长到7.52亿美元,“十一五”期间达到30.19亿美元,“十二五”截至2014年累计完成69.18亿美元。我省的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十五”期间仅为557万美元,“十一五”期间达到6.95亿美元,“十二五”期间前4年为16.8亿美元。
二是对外经济活动迈上新台阶。我省企业“走出去”开展对外经济活动,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主要是承担国家对外援助任务及在境外设立外贸窗口。截止2014年底,我省核准在境外设立的企业和机构300家,累计对外投资额约24.32亿美元,主要分布在美国、澳大利亚、泰国、吉尔吉斯斯坦、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涉及装备制造、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房地产、批发零售等15个行业。2014年我省对外实际投资4.54亿美元,同上年相比增长56.4%。
三是对外贸易结构不断优化。2005年,我省的进出口总额仅45.8亿美元,2010年达到120.8亿美元,从2011年至2014年,从146.23亿美元增长到274.1亿美元,年均增长22.9%。其中2013年和2014年增速分别排在全国第2位和第3位。2014年,我省还加快了“一带一路”新起点建设,对中亚地区出口额达到12.4亿美元,同比增加79.4%。近年来,我省对外贸易的结构也在不断优化。以2014年为例,从对外贸易地区看,美国、台湾、韩国、香港和日本是我省前5大贸易伙伴,进出口总值占全省68%。从进出口贸易的产品构成看,机电产品占全省贸易总值77.5%,矿产品4.5%,农产品2.5%,纺织服装1.8%;其中,重型卡车、输变电设备、飞机及零部件的出口居全国前列。从企业类型构成看,国有企业进出口总值占全省13%,外资企业66%,私营企业21%。全省进出口上亿美元的企业达19家,其中,三星和美光公司的进出口总值占到全省的56.2%。由此可见,引入全球一流企业集团,是促进本地要素借助跨国公司“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的有效形式。
四是国企“走出去”迈出新步伐。目前,在省国资委监管企业中,有陕煤化集团、延长石油集团、法士特集团、陕汽集团等10多家省属国企,在赴海外发展中取得了不错成效。这些大企业大集团伴随其“走出去”,国际化经营规模迅速扩大,境外经营覆盖区域不断拓宽,境外业务逐步转型升级。截止目前,这10多家企业的业务分布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境外较大投资项目有30多个,境外投资额达到150多亿元人民币。在投资领域上,已由能矿资源开发、产品销售和对外承包工程,拓展到汽车、机床装备制造和现代农业等领域。同时,我省企业“走出去”的模式也在不断创新。比如,陕煤化集团与中亚能源公司的“民企+国企混搭走出去”模式就是一种成功探索。两家企业在吉尔吉斯斯坦合作建设的“中大石油80万吨炼油项目”总投资4.31亿美元,达产可实现年销售收入50亿元人民币,年利润7-8亿元人民币,可向吉国缴纳各种税费6亿元人民币。这种“公私合璧”的联合模式值得在以后的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加以借鉴和推广。目前,这一项目是中资企业在吉投资的最大项目,也是目前我省海外投资规模最大、进展最快、发展最好的项目。另外,像宝鸡石油机械、中铁宝桥集团、宝鸡石油钢管、中铁十五局、水电二十局等在陕央企,也在“走出去”发展中发挥了很好的引领示范作用。
五是民企“走出去”取得新进步。截至目前,全省已有194个境内主体在境外设立了300个企业和机构,其中,民营企业占53%。2014年,我省共有39家民营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同比增加24%,占当年新批项目的80%以上。民营企业对外投资活跃度和海外市场影响力正在不断增强。例如,宝鸡扶风法门寺水泥公司,在吉尔吉斯斯坦注册1200万美元开办“南方建材联合公司”,满足了吉尔吉斯斯坦南方80%的水泥需求。陕西皇城玉全机械公司,在乌兹别克斯坦注册30万美元,设立“新玉全中合资公司”。眉县永畅工贸公司,在吉尔吉斯斯坦设立“朔坡阔夫建材公司”。目前,这些公司的各项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二、我省企业“走出去”的机遇与风险
企业“走出去”发展,能够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推进优势产能的国际化合作,加速本区域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有利于优势产能跨境突破发展。“一带一路”沿线总人口44亿人,经济总量21万亿美元,分别占全球的62.5%和28.5%,未来发展的市场空间很大,是我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对象。丝路沿线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对铁路、公路、油气管道、电力通道、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有着强烈的投资需求。一些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也需要更新。而我省延长集团、煤业集团、西电公司、宝鸡石油机械、陕汽集团、法士特集团、陕鼓集团、西电公司、陕建集团等一批企业,在石油勘探、工程建设、装备制造、能源化工、矿产勘探等领域,具有明显的国际合作优势。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迫切需要互联互通、优先发展的契机,将为我省这些优势产能走出国门,实现跨境发展、全球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机会。
——有利于更好实施追赶超越战略。从全国大局来讲,陕西承担着引领大西北科学发展的任务,我省优势产业的发展方向与国家战略高度契合。我省的高端能源化工、电子信息、现代装备制造、文化旅游、现代农业等产业,有能力也与有责任在国家总体战略布局中,以企业“走出去”为抓手,发挥更为突出的作用。我省处在丝路经济带建设重要节点和向西开放的前沿,具有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独特区位,建好对外开放新高地是国家对陕西的明确要求。陕西企业以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为契机,依托资源丰富与科技领先的独特优势,加速推动陕西设计、陕西装备、陕西工程和陕西产品走向世界;加速推动陕西优势产能、陕西先进服务和陕西系统解决方案沿丝绸之路向境外扩散转移,率先走在对外开放和创新驱动发展前列,必将为我省追赶超越提供强大支撑。
——有利于更好落实各项支持政策。近两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企业加快“走出去”发展。99%的境外投资项目已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管理,企业出境发展的手续得到极大简化,财政金融支持企业“走出去”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我国已经发起设立的“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对于我省走出去的企业来说,是重要的发展红利和机遇。一旦获得境外项目的资金支持,企业就可以带着更加雄厚的资本参与沿“带”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也正是沿“带”国家非常期待和欢迎的。与此同时,我省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的立体宏伟蓝图也正在加速落地。省政府先后出台了进一步做好境外投资工作、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等多个政策文件,将有力地促进我省企业加速“走出去”发展。
同时也要看到,我省企业“走出去”尚处于发展初期,“走出去”也面临不少风险。
1. 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发达国家作为跨国投资的先行者和既得利益者,担忧自身利益受损,往往寻找各种借口,以所属行业敏感、国有企业背景、军事安全等因素制造各种壁垒,对后来者不择手段猜忌、遏制和打压,加大了我省企业海外投资风险,对“走出去”战略实施造成障碍。丝路经济带沿线有些国家政权更迭频繁,且法律保障机制不健全,往往导致企业投资项目血本无归。同时,国内外法律法规差异,容易导致国内“走出去”企业的项目预算与实际运营结果相差甚远,导致企业最终赚不到钱。很多“一带一路”国家虽然经济相对落后,工业技术相对匮乏,但是劳工保护和环保法规要求却远高于我国现行标准和要求。国内“走出去”企业时常因对环保法规不重视,给项目建设和运营埋下巨大隐患。
2. 技术标准与文化习俗的差异性。当前,世界经济格局仍然由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产品设计要求、技术标准、甚至行业规则都由这些国家所制定,往往对我国的设计标准不予认可,导致国内“走出去”的企业处于被动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走出去企业的竞争力。同时,如何妥善处理好与不同民族宗教文化习俗、不同国度生活方式、不同民族思维习惯形成的“水土不服”的影响,已成为“走出去”企业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穆斯林国家居多,企业如果不了解、不尊重当地的穆斯林文化习俗,就容易引起当地员工的不满和抵触,企业本土化经营很难持续下去。
3. 企业自身的不适应性。首先是海外投资经验不足。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我省企业长期以国内经营为主,缺乏海外投资经验,往往对风险估计不足,投资行为缺乏理性,有的企业甚至对前往的目的国投什么都不明确,对对方推荐的项目发展前景、市场风险都不了解,就轻率投资,导致不少海外项目投资失败。其次是“走出去”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整体较弱。具体表现在: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技术创新能力不强,企业资金实力普遍较小,市场拓展能力有限等问题较为突出。再次是国际化人才缺乏。我省多数企业缺乏熟悉东道国投资环境、语言和国际业务规则的专业人才,国际化业务经营管理能力不足问题制约了企业对外投资发展。还有融资难问题。企业的海外投资项目往往具有合作和投资回收期限长、投资金额大、不确定性因素多等特点,这就决定了一般商业性金融机构往往会因风险过高而不敢支持,因此,企业“走出去”发展也会面临融资难与担保难的双重压力。规模较小的民营企业境外项目更难从金融机构获得资金支持。
三、对我省企业“走出去”的对策与建议
1. 制定企业“走出去”发展规划。
建议省政府根据“‘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计划的各项要求,结合我省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产业规划等,精心制定推进我省企业“走出去”规划。规划应明确引导企业“走出去”的重点区域、风险防控、投资保护、产业选择、发展步骤、目标市场、支持政策、环境培育等重大问题。应逐步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建立健全因国因业的差别化灵活支持企业“走出去”的鼓励政策。“十三五”可率先鼓励我省企业,依托陕西在境外的友好省州,“走出去”优先发展,以降低企业投资风险。
2. 支持企业不断创新“走出去”发展模式。
结合我省“一带一路”建设方案,各级政府应支持企业不断创新“走出去”的发展模式。一是集群式“走出去”。主要是引导企业积极采用集合或集成投资方式,抱团到海外建立工业园区及经贸合作区。这既有利于企业间优势互补,形成协同配套能力,增强走出去的整体竞争力,又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整体谈判力,争取更多东道国的优惠政策。同时,应鼓励我省企业积极争取与“走出去”的央企开展多层面、多层次的合作,依托央企形成“联合舰队”借势出海。二是国企民企联合式“走出去”。应充分发挥民营企业“走出去”数量多和机制灵活的优势,鼓励更多国企借鉴陕煤化集团与中亚能源公司的合作经验,不断创新并发展联合携手出海模式。三是兼并收购式“走出去”。应加速培育我省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企业集团,鼓励我省优势企业“走出去”兼并重组,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产业链和价值链整合。应引导我省企业更多按照“绿地投资”的理念,更快更好地融入当地共同发展。四是综合优势“走出去”。建议省政府通过组织协调,依托既有成熟项目和行业龙头企业,带动一批配套关联省属企业和中小企业“走出去”,形成规模优势和集群效应,促进我省产品、技术、装备、品牌和资本的有机结合,更多以综合优势的方式走出去发展。五是产能合作“走出去”。支持我省技术先进的优势产能,通过国际产能合作和国际产业转移,加快到将优势产能转移到有发展空间、有市场需求的国家去,在境外拓展新的发展空间。
3. 加强协调,为企业“走出去”提供高效精准服务。
首先应强化政府推动。结合贯彻落实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境外投资工作、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等文件精神,建议由省商务厅牵头,建立健全由商务、发改、外事、财税、金融、海关、统计和省国资委等相关部门组成的陕西企业“走出去”联席工作会议制度。联席工作会议主要负责及时研究解决我省企业“走出去”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统筹、协调、服务、指导全省企业“走出去”工作;研究制订企业“走出去”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区域行动计划。其次要简化对企业出入境人员的审批手续和管理。有关涉外部门要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表现,酌情简化出国程序,缩短签证审批时间,放宽对企业人员出访频率和出境时间的限制。对大企业大集团各级领导出国签证办理,应按照级别实行差异化审批制度,为关键业务及项目管理人员,开辟专用绿色通道或办理APEC卡等,以方便企业相关工作人员顺利管理和运营海外项目。
4. 组建海外发展投资引导基金。
建议省政府安排一部分财政资金,并以发行债券、吸引股权投资者等形式撬动社会资金,组建陕西海外发展投资引导基金,专门支持一批符合“走出去”发展规划、具有较强带动效应、能为后续企业开拓市场的企业“走出去”。基金通过引入专业投资机构进行市场化运作,追求政策目标与盈利性之间的平衡,改变过去政策性资金对企业海外投资项目直接资助模式。基金运作的业务模式可以多样化,包括对“走出去”企业进行股权投资、为企业的银行贷款提供担保、对购买陕西设备和技术的国外企业提供买方信贷、对走出去企业提融资租赁、对陕西企业在海外遭遇到的政治动乱、重大灾害、恐怖袭击等提供紧急性资金援助,以及对陕西走出去企业提供对外融资担保等业务。
5. 建立企业“走出去”权威信息发布平台。
虽然2014年在西安高新区建立了陕西外经贸综合服务平台,但该平台并不是专门为我省“走出去”企业提供服务的机构。建议根据“走出去”发展战略规划,由省贸促会负责,建立企业“走出去”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加强对重点国家和地区的风险评估和风险信息发布。该平台主要功能为:编制建立企业海外项目信息,规范企业走出去流程;整合各渠道信息资源,实现国外投资、国际工程、国际贸易等企业之间信息共享;每年定期发布海外投资决策指南,比如《陕西友好省州投资指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动态》等,提供东道国的工资水平、研发水平、法律制度、产品标准、环境标准、基础设施、劳动政策、通关政策、税收政策、出入境管理、市场规模、民族宗教文化习俗等动态信息;及时介绍中国已与他国签订的经贸合作协定或投资保护协定信息,及时为企业发布能够有效提供境外商贸信息、投资信息、合作意向、海外项目咨询、商事法律服务的专业中介机构信息。
6. 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易货交易中心。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数属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一般没有充足的外汇储备,涉外经贸往来增长往往会给其带来高昂的贸易结算成本或货币结算问题。建议省政府可选择境外重点地区、重点国家,特别是“长安号”国际货运班列抵达的城市,与东道国政府协商共同建立“易货交易中心”,让我省优势产品或产能低成本和更方便地走向“一带一路”国家或地区,同时,又能以较低交易成本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优势产品或资源运回国内。应鼓励我省企业大胆探索“互联网+易货贸易”的交易实现形式,积极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易货“020”电子商务交易平台,用现代信息技术,提升我省企业“走出去”发展的价值链。促进我省走出去企业与丝路沿线国家共同发展。
7. 强化风险防控,确保稳健经营和资产安全。
建议建立我省和商务部、外交部、驻外领事馆的“走出去”合作机制,从国家层面为我省境外投资企业提供化解风险,解决争端和保障安全的渠道和手段。对“走出去”的省属企业要加强和完善监管方式,应更加注重“资本”管理而非“资产”管理。该管的要严管,比如产权、安全等;该放的要放开,比如企业的日常经营决策、当地各类事务的灵活处理等。组建我省海外投资合作风险评估委员会,加强对重点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形势、民族宗教矛盾、社会治安状况、恐怖主义活动等信息的收集,及时为我省“走出去”的相关企业提供海外投资风险预警提示,列出当前不适合企业展开对外投资的国家或地区的负面清单。引导企业全面客观地评估重大投资交易的政治风险;积极开展多方位的公关活动,融入当地社会以缓和矛盾;鼓励企业主动参加包括世界银行与各地区性国际开发银行提供的海外投资保险,合理进行风险转移。
8. 加快培养和引进国际化人才。
我省企业“走出去”,要成长为国际性企业,进而成长为全球性企业,最大的瓶颈不是资金、资本,而是国际人才资本(包括外籍人才)。因此,应加速建立和完善我省全方位“走出去”的人才培训体系,鼓励省内高校为“走出去”的企业订单式培养外向性人才,开展针对企业多层次多领域的“走出去”专业培训,全面提升企业员工“走出去”工作的知识与能力,扩大小语种专业招生规模。要充分利用我国海外留学生与华侨的作用,吸引他们更多的到“走出去”企业中就职。鼓励省属企业招收在华或曾在华学习的留学生进入境外项目工作。依托西安交通大学牵头成立的有80多所大学参加的“新丝路大学联盟”教育和科研力量,根据企业需求来制定人才培养计划,为我省走向“一带一路”的企业,在国内或东道国培养一批熟悉当地国情又有专业技术的高级人才,全面提升我省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合作与国际竞争的综合能力。
课题组顾问:吴登昌 汪应洛 黄 伟
课题组组长:冯钧平
课题组副组长:张贵孝
课题组成员:刘省平 贠文贤 袁 平 冯秀玲
王海燕 张伟进 吕绚丽
二○一五年九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