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16年第2期决策咨询动态 “能源问题”专家意见建议汇编
来源： 省决咨办 日期： 2016-02-03 11:25:57
“能源问题”专家意见建议汇编
——2016年决策咨询动态 2月2日刊发
按：根据省委办公厅1月13日约稿通知要求，我委组织专家围绕“能源和国家能源安全问题”建言献策，提出意见和建议，报送省委办公厅。现将专家意见汇编如下，供大家参考。
我国能源安全发展与“一带一路”结构调整的建议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汪应洛 郭菊娥 张旭
2016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新常态的压力，同时美国等主要经济体在世界范围内布局发展规划，争夺能源市场并扩展其势力范围，一带一路能源合作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安全发展的关键。特别美国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伙伴谈判（TTIP），表明通过全球新贸易规则绕道中国的战略意图；欧美经济体下滑导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使得一带一路大多数国家保持“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双重战略，不希望过分依赖中国的地缘政治格局。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不平衡，投资环境差异比较大（例如墨西哥高铁撤标、中缅铁路搁浅等），能源投资需要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实现能源保障供给长期健康发展。
一、我国能源结构调整发展面临的挑战
1、温室气体减排的全球性趋势要求我国降低化石能源消耗
化石能源的消耗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世界主要国家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G8+5”领导人对话会议、欧盟首脑会议等国际会议，均将气候变化问题作为核心议题。美国奥巴马新政府更加重视气候变化问题，2009年6月26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旨在降低美国温室气体排放、减少美国对外国石油依赖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标志着美国迈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一步。中国CO2排放占全球1/4，2005-2010期间新增量占全球增量的70%。2009年11月2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决定到2020年单位GDP国内生产总值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减排目标。根据联合国实现2℃温升控制的目标，全球碳排放2020年左右达到峰值，2050年比1990年减半，而我国峰值年份对全球峰值将起决定性影响。在刚刚结束的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上，中方首次正式提出2030年中国碳排放有望达到峰值，并将于2030年将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提升到20%，争取2030年碳强度在2005年的基础上降低60-65%。
2、全国雾霾天气倒逼我国能源消费向清洁型方向转化提升
化石能源燃烧常规污染物排放带来环境污染已到极限，雾霾天气的主要成因是燃煤和汽车尾气。2015年11月北京空气污染最严重的时候，主要污染物浓度是世界卫生组织安全标准的近40倍。12月，北京曾两次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机动车单双号限行，中小学停课。独立研究组织伯克利地球（Berkeley Earth）称，中国空气污染正导致平均每天4000人死亡。北京污染程度有时相当于每个人，包括男人、女人和小孩，每小时抽1.5根烟。环保组织绿色和平（Greenpeace）曾经表示，2011年，北京方圆600公里消耗的煤炭比整个美国都多。除北京、天津外，华北地区煤炭在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比近90%，远超全国平均水平。中国2013年《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要求京津冀地区增加使用天然气和非化石能源发电，关闭过剩的钢铁、水泥及其他重工业产能，到2017年实现煤炭消耗负增长。
3、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需要绿色能源发展支持
我国从现在到2020年前仍将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双快速”的发展时期。随着经济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能源需求还会较快增加。2014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42.6亿吨标准煤，2015年我国能源需求总量同比增长0.9%，预计在2016年将达到45亿吨左右标准煤，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2020年能源需求总量将达到45亿—50亿吨，2030年有望突破55亿吨。预计2016年我国能源对外依存度为15%，石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分别为60%和30%左右； 2020年我国能源、石油、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将上升到25%、70%和50%以上。特别我国煤炭继续扩大产能面临生态环境压力越来越大；石油继续扩大产能面临的资源制约更大；天然气、风电、核电具备由于产量基数小有较大增长幅度的条件；其他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发展面临技术和经济性制约。总体来看，我国能源需求快速增长与能源供应增长制约的矛盾将长期存在，为实现我国“双快速发展”，绿色能源必须寻求国际能源供给的突破。
二、“一带一路”发展为我国能源结构调整提供了机遇
1、我国陆路能源合作格局及发展态势
我国目前陆路油气通道主要有中哈油气管道，中俄油气管道以及中缅油气管道，打破了我国油气进口对海上运输长期依赖的被动局面。东北通道（中俄原油管道）始于俄罗斯远东管道斯科沃罗季诺，终止于黑龙江大庆，年输送原油1500万吨。西南通道（中缅原油管道）始于缅甸西海岸马德岛皎漂市，终于云南昆明，年输送原油2200万吨，油源主要来自中东和非洲。西北通道是我国与中亚区域能源合作的重点，预计2016年天然气管道的运载力将从每年550亿立方米提升到850亿立方米，显示了强大的输气系统；2010年仅哈土两国就能满足我国60%左右的石油和天然气缺口，预计2018年底长达2834公里的中哈原油管道从里海原油直接运至我国扩建竣工，将成功保障我国能源供应。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通道开辟了双边合作双赢的良好局面。
2、大国博弈下我国能源发展安全布局
中亚地区长期被视为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和利益控制区，近年来随着中亚能源竞争局势的升级，美欧两大经济主体纷纷出台区域合作发展战略，力图打破俄罗斯对中亚能源的实际控制权，重造中亚能源供给格局。2011年7月美国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以调整中亚战略，试图以阿富汗为中心，将中亚、南亚、外高加索等国乃至蒙古和我国新疆纳入其中，实现由南至北的纵向连接，完成能源南下、商品北上的战略目的，已成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提出“欧亚联盟”设想，是其重返中亚的重要战略部署，不仅体现俄罗斯外交战略的重要调整，而且是其重振大国和强国地位的重要战略支撑，维护其在地区利益格局中的地位。欧盟的“中亚新战略”将目标定位于保障地区稳定、提供经济援助等。从不同主体的战略发现，博弈的实质都是将中亚纳入到各自的控制范围，争取主动性抢占竞争制高点。同时，亚洲国家也渴望在中亚地区的能源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使得中亚能源竞争异常激烈复杂。
丝路能源合作建设是中亚能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换的载体，有助于丝路沿线国家互利合作关系的形成，符合丝路沿线国家的现实需求，拓宽了中亚能源的供给及需求市场。中亚国家为了提升自身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和能源贸易话语权，哈萨克斯坦的平衡战略、乌兹别克斯坦的均势战略、塔吉克斯坦的联盟战略及土库曼斯坦与吉尔吉斯坦的中立战略，形成中亚国家实行“资源立国”发展策略，导致多方押注、防止各竞争实力在中亚地区一家独大的局面。我国与中亚能源合作建设使中亚能源竞争的局势明晰化，推进了中亚地区能源进出口格局的演化，极大地提升了中亚国家在国际能源市场中的竞争能力，影响着该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
我国油气来源主要集中在中东、中亚、俄罗斯、西亚和非洲等地区，这是由资源潜力、运输距离及国家安全等因素决定。我国与中亚的油气管道网络，地理位置上覆盖了我国西北地区，横贯中亚地区，与东北能源通道，西南能源通道相呼应，形成了我国陆路油气供应三足之势，完成对我国大陆的油气需求供给。我国西北能源通道与西南能源通道可以直接分流来自中东、北非的油气进口量，减少绕经马六甲海峡的油气进口，缓解能源运输安全。从地区能源供给来看，西南能源通道与东北能源通道直接增加了我国能源高耗区的油气供给，缓解了西气、西油东输的部分压力。从能源供给安全来看，中亚能源通道与东北能源通道联结了欧亚大陆板块的主要油气供给国家和地区，夯实了我国的油气供给基础。因此，我国与中亚的能源合作将会完善我国油气供给的网路体系。
三、我国能源安全与结构调整发展的建议
1、增加我国油气能源低价位战略储备，强化我国能源安全
2014年11月23日，中国国家统计局(NBS)表示，国家石油储备一期工程已经完成，在4个国家石油基地储备原油1243万吨，相当于大约9100万桶。2015年国家统计局公告称，我国共建成舟山、大连等8个国家石油储备基地，总储备库容为2860万立方米。自2014年中期以来油价下跌超过50%，2015年前11个月，中国抓住机会增加了1.47亿桶原油储备，使得中国在2014年11月至2015年中期战略原油储备规模翻倍。2015年12月，中国原油日进口量触及782万桶的纪录高位，利用低油价的机会补充战略储备。能源战略储备是稳定供求关系、平抑市场价格、应对突发事件、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有效手段。从国际经验来看，石油战略储备是以在战争或自然灾害发生保障国家石油的不间断供给为目的。根据我国国情，结合美国、日本等国家的经验，我国石油储备宜制定阶段性目标，逐步向国际能源机构的目标靠拢，即达到90天石油净进口量的储备目标。石油采取政府与企业储备并举模式。政府储备品种应以原油为主并主要储存进口原油，企业储备品种要坚持与生产经营业务活动相结合的原则，国家只规定储备量，而不规定品种。由于石油战略储备是一项事关国家与产业安全的战略性工作，必须有法可依，建立我国国家能源战略储备体系首先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通过立法，对石油生产、加工、储备和管理等方面进行强制规范，促进能源战略储备的建立和实施。
①尽快加快多层次储备体系的建设。建立多层次的石油储备体系，多样化的民间储备运作机制尤为必要。及早形成以政府储备为主导、以机构储备为主体、以商业储备为补充的多层次国家石油储备体系。国家储备油库建设进度仍有待进一步加快，而民营的商业油储备体系几乎没有启动。当前应抓住油价较低的时机，把信誉好、实力强的民营油企纳入国家石油储备体系，加快储备体系的建设，确立以财政出资为主，政府和民间多方面多渠道资金筹集形式。
②建立完善的战略石油储备法律法规体系。建立一整套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明确石油储备模式、储备主体、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储备规模、品种构成、基地布局、资金来源、基地建设、基地维护、储备计划的制定与决策、石油采购、储备石油的释放、储备石油的置换程序、储备基地的检查、国内石油市场及储备基地基本数据的统计等内容，使石油储备建设的全过程有法可依，确保中国石油储备体系有条不紊的实施。
③开展战略石油储备补仓和释放策略的专项研究。国际原油价格的暴涨暴跌，给战略石油储备低位补仓提供了机会。随着我国石油储备的提高，在石油供应出现重大短缺、中断以及原油价格暴涨的情况下，战略石油储备的释放能够在短期内填补市场短缺、平抑油价，从而缓和或化解可能发生的石油危机，降低石油供应短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而且一旦发生石油危机，迅速、大量投放战略石油储备将有效减少危机造成的经济损失，遏制危机的蔓延，为制定解决危机的办法争取宝贵的时间。由于油价取决于太多不确定因素以及石油储备规模的有限性。在油价暴涨暴跌之初，决策者很难知道危机将会持续多久，所以如何利用有限的储备规模，科学合理的选择和分配战略石油储备的释放时机和释放规模，以期最大限度的发挥战略石油储备的作用，减少危机的负面影响，成为决策者和研究人员共同关注的核心科学问题之一。积极持续开展战略石油储备补仓和释放策略的专项研究，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尤为重要。
2、围绕丝路能源合作，开展各领域协同发展，保障能源通道畅通安全
从全球能源格局来看，以里海-中亚为轴心，东西向形成了“中东-里海-中亚-俄罗斯”的油气带；纵向形成了“马格里布-波斯湾-环里海-西伯利亚/远东地区”油气带，这条油气带蕴藏了65%的世界石油储量和73%的天然气储量，是全球最大的油气资源富集带。中亚地区处于全球油气资源核心地带的中心位置，成为世界油气通道的桥梁。丝路能源合作拓宽了东西向的油气带进出口辐射区，使中亚能源出口有望直接通过陆路通道与东南亚、东亚国家实现对接。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为平台的区域性能源合作机制，重点是中国与中亚的能源合作，将扭转苏联解体后中亚国家在能源领域“掌握控制权、丧失主动权”的局面以及能源合作新机制面临的众多挑战。我国基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开展能源合作为技术交流、人才交流、制造装备输出等创造新局面，在实现能源市场互动合作的同时，形成区域性的能源定价及交易机制，强化地区能源安全。
①中国工程、中国装备、中国金融、中国商贸、中国旅游、文化协作联动发展。中国工程与中国制造联动发展是产业间关联发展的核心载体。中国工程的顺利开展获益于中国制造的有效支撑，中国制造通过中国工程走出国门，从而产生一种“螺旋上升推进与倒逼机制”，使制造水平的提升进一步推动中国工程质量和形象的全面升级。同时，在能源通道建设中，着力发展中国商贸，带动中国旅游，提高中国文化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活跃度。依托能源通道建设，建立区域内部及周边便捷交通网络，打造文化交流平台，形成多渠道商贸往来，增大产业协同效应。联动发展的指导原则：一是从战略高度做好顶层设计，避免经济发展仅仅限制在能源领域的局面，以产业间的联动发展提升能源通道建设的整体水平。二是能源通道建设一定要关注生态、环境问题，不能违背当事国民众的生存意愿，做好项目的环境效益评估论证。三是要基于大数据多维信息处理技术，辨识丝路能源市场的供需关系、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复杂性、差异性，提升工程决策的科学性，追求质量和效益，减低或者避免政治风险及经济风险。
②打造西安丝路金融中心，培养各领域专业人才，提升建设水平。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成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新支点、新路径和新区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体现着人民币美元化的特点，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中心在能源领域形成石油人民币的特点，建设以中亚能源为主的跨境结算平台，加强人民币与欧元、卢布等外币的合作互动。从我国产业梯度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深度合作有望形成东、中、西、中亚跨国界的产业梯度格局，建立人民币为主要流通货币的区域发展机制。西安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金融中心，应将跨境结算中心放在西安，以缓解上海等金融中心的压力，符合我国经济金融安全及国防等战略布局。截止2013年底，我国天然气干线管道总长度为7.8万公里，美国49万公里。建议我国企业充分利用 “丝路基金”与“亚投行”的资金，建设管道、储存等基础设施，打造亚洲地区油气生产、运输、储藏等互联互通的新格局。能源通道工程建设有大量现实问题需要通过管理咨询解决，因此应培训工程建设人才，组建高素养、高水准的工程服务性人才。另外，还应帮助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培训急需专业人才。
3、完善“一带一路”投资风险评估，保障能源国际合作安全稳定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存在多种能源合作模式，我国企业近年来在这一地区的投资也呈扩大趋势。我国企业在投资决策时应充分认识当地存在的政治风险，做好事前评估，利用情景分析准备多种预案，以确保投资安全。中石油在叙利亚格贝贝油田的投资达到2.8亿美元，是中石油在海外投资回报率最高的项目。2011年叙利亚政治危机爆发，在西方制裁下全国石油压产，中石油格贝贝油田先后分三次压产20％、40％和72％。被迫压产之后，仅两个月公司就损失7000万美元。2005年9月，加拿大石油公司出于对叙利亚政治风险把控担忧的考虑，决定出售代尔祖尔油田38%的股份，中石油和印度石油公司联手竞标。近日，中国与印度联合投资的叙利亚代尔祖尔油田落入“伊斯兰国”武装手中，沦为美国为首的盟国空中打击的重要目标。
①根据“一带一路”投资环境分析结果，选择低风险区域投资。2016年1月15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发布《“一带一路”能源资源投资政治风险评估报告》，指出能源投资低政治风险国家有新加坡、马来西亚、阿联酋等；较低投资风险国家包括哈萨克斯坦、沙特阿拉伯、俄罗斯等22国；较高投资风险国家包括叙利亚、黎巴嫩等8个国家；高风险投资国家为尼泊尔、阿富汗、巴勒斯坦等；其余为中等投资风险国家。高风险地区主要集中在南亚和西亚、北非，其政治风险维度评分很低，主要原因是战乱频繁、恐怖主义横行、政府管治能力低；中东南欧有些国家也存在一定的投资风险；东南亚和独联体其他国家投资风险总体不太高；蒙古和俄罗斯的投资风险也处于较为稳定状态。鉴于能源投资建设周期长，收益回收慢，应优先选择低风险地区。
②充分利用“外脑”，做好项目投资前期的可行性分析。在进行能源海外投资时，应有严格认真的可行性分析，应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在编写可行性报告的同时，应借助法律顾问、财税顾问及技术顾问等中介力量，特别是目标国当地的中介机构，以增强报告的可参考性。加大项目投资前期的尽职调查，充分考虑境外政治、法律、政策、环境、税收、资源、人力、汇率以及技术等多方面的风险因素并采取对应的预防措施，以规避风险，提高境外投资的成功率。
③培养国际化人才，建设懂得国际化运作的管理团队。有效参与海外市场竞争和防范化解海外能源投资风险，需要国际化的专业人才，即对国际商业规则、人文环境、法律法规有较为全面了解并能加以运用的人才。“走出去”的能源型企业必须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引进。针对目前海外投资企业严重缺乏国际化运作人才和经验的状况，从企业角度看，也应当重视人才的引进、储备和培养。加快建立一支懂管理、懂技术、懂外语、熟悉外国法律和制度的国际化运作团队。
“一带一路”中国能源供应链系统安全问题和建议
省决策咨询委员会、西安交通大学发展与投资研究中心主任 冯宗宪
一
中国既是能源生产大国更是能源消费大国。从1992年开始，中国出现能源供需缺口，大约为2000万吨标准煤，之后能源供需缺口逐年加大，2014年达到4.07亿吨标准煤。而且不仅石油和煤炭出现递增的缺口，天然气也从2007年起出现缺口，我国对石油和天然气的进口依赖度不断增加。
当前,国际能源格局和地缘政治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自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的能源供应特别是石油、天然气的供应有了重要改观。中国与中亚和俄罗斯的能源供应联系得以加强，中亚四条能源管线、中俄油气管线（已经投入使用的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石油管线（泰纳线）和2014年８月开始建设的“ 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线）成为中俄两国直接陆上跨境油气运输的重要通道。此外，中巴能源走廊、中缅能源通道和海上丝路核心能源枢纽建设分别处于推进建设、建成投入运营阶段，并带动了中俄、中国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特高压跨境电力与输电通道建设。目前中国在“一带一路”上的能源供应链框架初步建成，处于持续的发展和完善之中。
2015年以来，随着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美国和欧盟加紧制裁。加之世界能源价格持续下跌，导致俄罗斯和中亚、中东产油国经济严重下滑，这也间接影响到中国和上述国家的经济贸易。而随着伊核协定签署，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有望加快启动，逐步走出制裁困局的伊朗将有可能依靠恢复石油供给能力迅速恢复其往日实力，伊朗方面已经提出要恢复在OPEC中的地位，争取在半年时间内使国内石油产量增加一倍，达到日产200万桶水平。自去年年底以来，中东反恐局势进一步加剧，进入2016年以来，中东局势发生重要变化。在一方面，由于中东叙利亚问题升级，俄罗斯和美国在中东反恐的合作与竞争展开；另一方面，由于打击IS的国际活动也引发了伊斯兰内部国家的分立，沙特为首的逊尼派国家与伊朗为首的什叶派国家的冲突也不断加大。近年来中国每年从沙特和伊朗进口的石油总量约占当年石油进口量的25%；若加上其它中东产油国（如伊拉克）的进口量，所占比例大约为60%。一旦伊沙断交导致中东乱局，必将对中国的能源安全产生不利影响。
根据PRIX指数对石油出口的预期显示，令石油保持高出口的政治因素不会发生改变，石油价格将在2016年保持低位。
二
由于能源产业具有鲜明的“上中下游”格局：上游为能源的勘探开采和资源的初步加工，如煤矿的勘探开采、油气田的勘探开采和天然气液化等；中游是能源的转化与加工，如电力生产、石油炼制与化工、煤化工和天然气化工等；下游是基础化工原料的精细加工与能源产品的终端市场分销，如化工市场的精细化工生产、合成材料生产、化肥农药生产等，能源市场的供电、供热、供冷、供气以及油品供应等。开采地区与消费地区存在距离，必须依托车辆、轮船和管道进行运输才能到达目的地。
当前，我国和来自“一带一路”的能源供应安全问题主要体现在能源供应、能源运输、能源分配使用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可靠的供应就是要保持能源供需基本平衡,使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的能源总量供应来源和结构性要求得到满足。其中, 能源供应来源需要多元化，以满足国内多元化需求，但也要防止出现过于依赖某一国别来源的不确定风险；结构性要求包括地区均衡、品种多样和不同时段间的移峰填谷,还包括整个能源供应链和基础设施的安全。随着“一带一路”能源供应框架的拉大和网络规模形成,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有众多合作建设的基础设施，比如油气井、炼油厂、油气管道、海洋运输通道、煤矿、发电厂、高压输变电线路和配电线路等，这些设施其中一个链条出事故,都可能带来全局性影响。
根据以上分析，针对我国在“一带一路”能源供应链上存在的安全隐患，提出以下建议：
1、中国石油进口来源较多集中于中亚、中东、非洲这些局势动荡地区，而美国地缘政策可能会进一步扰乱这些地区的局势，从而给中国提出更严峻的保障要求; 近年来欧盟、日本、印度等国也在上述地区频频行动，对我能源供应的影响需要认真关注和加以评估，采取相机进行措施应对。
2、中国石油海路运输80%以上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这些地区海盗及海上恐怖主义活动猖獗，导致经过该海域的货船频频受到威胁;而南海岛屿争端的加剧，美国重返亚太，在我周边的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加强军事存在，对马六甲海峡的影响更为重要和深远，2016年在南海围绕的主权争议将会升级，对此需要认真应对。
3、中国海上运输能力相对不足，90%以上的份额依赖于海外油轮公司，这不但增加成本，还容易受制于人，也是能源运输安全的重要隐患，对海上丝绸之路能源运输的短板，应当抓紧逐步改变。
4、要保障我国能源供应链安全，在全产业链条上要把握环节关联，防止突然断裂；在结构上需要形成科学的比例构成和配套体系；要在产业链各个风险关键环节取得控制和主动，以防受制于他人。在上游环节，要争取进入勘探和开采环节，建立和产业紧密关联的金融、商贸、物流、生产等企业的横向协作，以交叉参股、合资、合作等形式，搭建企业的横向协同方阵。围绕上中下游产业，形成金融贸易、仓储物流、工程技术与装备业务三类重要辅助业务；金融贸易业务包括如勘探开采权的权益投资、能源利用产业的股权投资、能源化工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和期货交易等；仓储物流包括油气管输、港口码头、能源化工产品的仓储与公路、铁路、海洋运输等；工程技术与装备包括各种相关能源利用产业的工程咨询、技术服务、装备制造等。所有这些辅助型的业务与能源利用的上中下游产业的诸多业务一起，共同构成完整的能源利用产业价值链。应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能源产业协同共生模式。
5、大力推进和加强“一带一路”“能源供应链建设。其中既包括软性的能源产业链管控建设，也包括硬性的物流通道的一体化建设。我国在“一带一路”能源物流上，从铁路、公路、管道、港口和远洋船队等都还存在专业化不足，物流环节缺乏无缝链接等问题。因此，第一，需要能源企业树立一体化供应链管控意识；第二，需要大力建设公路、铁路、管道、港口等能源物流基础设施，推进能源运输多式联运和无缝链接；第三，需要加大对能源物流企业的整合升级，培育有竞争优势的能源物流企业，建立能源运输国家队。
6、选择合理的合作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能源供应链合作风险，最大可能保证能源供应的安全。针对中亚国家和俄罗斯的资金需求，短期内可以采取贷款换资源的模式，保证能源供应的总量，同时加强双方的合作关系。针对俄罗斯的左右摇摆不定以及对上游开发领域的资本限制，可以采取双向合作模式，向俄罗斯开放中国炼化市场，捆绑双方利益。针对中亚国家资源国有化风险、对外来能源投资的敏感性以及国际石油公司的激烈竞争，可以考虑与中国的国家石油公司形成战略同盟，以加强投资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增加与国际石油公司抗衡的资本与筹码，并最大程度降低因文化差异等造成的投资风险。探索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建立能源俱乐部，协调上合组织内部成员国之间的油气资源市场，推动能源合作机制的纵深化发展。在中东和非洲方面，要进一步促进中国政府与各国之间的关系，这是开展大规模能源合作的前提。同时要加强双方之间的经贸合作和互利往来，为深层次的油气资源合作建立稳固的基础。同时中国要多做友好劝和的调停工作，如对沙特和伊朗两国冲突，应当促使双方协商解决而不是诉诸武力。
7、中国在“一带一路”上的能源供应链是多环节多通道的一种复杂的系统，很容易发生一些突发事件。因此，必须建立相应的预警系统与应急系统。供应链管理中，对突发事件的发生要有充分的准备。对于一些偶发但破坏性大的事件，可预先制定应变措施，制定应对突发事件的工作流程，建立应对事件小组。同时，要建立一整套能源供应链预警评价指标体系，当有关重要指标偏离正常水平并超过某一“临界值”时，发出预警信号。一旦预警系统做出警告后，应急系统应及时启动，对紧急、突发的事件进行应急处理，以避免给我国经济社会和供应链上企业带来严重后果。
建立我国能源安全与可靠
供应技术创新成果的推广应用新机制
陕西四季春清洁能源公司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李建峰
我国是地热资源大国,相对于其他能源而言，地热能具有分布广、储量大、可再生、清洁无污染、可分布式生产和消费等特点，从能源供应的安全、稳定和可靠性方面来看，探索地热能开发利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推进能源科技创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逐步建立以深部地热利用为核心、稳定、可靠的能源供应新体系
根据建设部相关信息：建筑能耗约占全社会总能耗的30%，其中最主要的是采暖和制冷，约占全部能源消费的20%。现在我国每年新建房屋建筑面积高达20亿平方米，其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已达发达国家新建建筑的3倍以上。因此积极探索降低我国建筑采暖能耗关键技术，已成迫在眉睫的战略性问题。
目前，具有我国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干热岩供热技术，已在陕西成功研发和应用。该项技术是传统地热能利用的革命性创新，是对传统化石能源供热的颠覆性变革。该技术是通过钻机钻孔至地面2千米以下，通过特制的金属换热器，利用无污染的介质交换地下热能，为地面建筑物提供永续、绿色的热源。该技术具有以下特点：
1、普遍适用。在干热岩供热技术的背景下，地热由传统意义上的有限资源上升为“分布无限广、储量无限大”的替代能源，是所有能源中唯一可以就地取材，并可实现安全可靠、稳定供应的能源利用方式。
2、环保节能并可有效保护地下水资源。整个过程只是热的传导和交换，无废气、废液、废渣等任何排放，能量来自地球内部，治污减霾成效显著。系统与地下水隔离，仅通过换热器管壁与高温岩层换热，不抽取和污染地下水，不影响地质结构。
3、安全可靠、系统寿命长。孔径小（200毫米），深度在2000米以下，对建筑地基无任何影响，地下无运动部件；利用地下高温热源供热，系统稳定。地下换热器设计使用寿命50年以上。
4、属于典型的分布式能源。无需建造集中式热力中心、也无需铺设庞大的城市地下热力管网，既节省大量财政投资，又避免了大型燃煤燃气锅炉及地下管网造成的不安全因素。
干热岩供热技术经过5年的研发，通过了中国工程院、清华大学、西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等多方论证，拥有多项专利，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目前，该项技术已经在陕西推广140万平米，经过三个采暖季的验证和测试，其稳定性、可靠性得到了各级政府和广大群众的接受和认可。
二、通过构建多元化的能源供给结构，可大大降低和分散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全面提高我国能源战略安全水平
根据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信息，在我国2014年的天然气消费结构中，工业用气占32.5%、城市用气占25.5%、发电与供热占15.7%、天然气化工占14.5%、交通运输占11.8%。随着近年传统的煤燃烧方式在工业领域、建筑供暖领域不断被淘汰，我国对天然气的消耗和依赖呈现不断上升趋势。除了国内不断加大天然气的勘探和开采外，我国也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向其他国家进口天然气。从构建占据主动、确保安全的能源供应体系来看，有效寻找替代能源，提高能源自给保障能力，才是解决清洁能源短缺的根本出路。
干热岩供热技术在建筑供暖领域可以替代燃煤、天然气等资源，并且具有非常高的经济社会效益。根据对该技术试点项目监测（西咸新区沣西新城一期项目，3个示范点，共计22万平米建筑面积）与传统燃煤锅炉相比，一个采暖季（4个月）：可替代标煤3806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9.9万吨、二氧化硫排放32.3吨。
如果对该项技术进行大规模推广，在一个采暖季（4个月），以1000万平米住宅供暖为例，按节能建筑每平米热负荷45W计算，与集中供热的燃煤锅炉比：可替代标煤17.3万吨，减少CO2排放约450万吨，减少SO2排放（硫分1.5%）约1468吨，减少氮氧化物排放约1243吨，减少固体废渣（灰分20%）约3.5万吨。与集中式天然气锅炉供热对比：可替代燃气量105.58Nm3，可减CO2排放105.58万Nm3（2054.5吨），少排水蒸气211.16万Nm3，少排氮氧化物39.215万Nm3等（备注：Nm3 指在0摄氏度1个标准大气压下的气体体积）。
我国目前建筑市场总规模已达到600亿平米。预计到2020年将增加至800亿平米。假设到2020年，在30%的全国建筑面积上推广使用干热岩供热技术（约240亿平米建筑），那么可替代天然气约25.34亿Nm3。
所以，充分利用好地热能，广泛采用干热岩供热技术，一方面可以切实减少天然气进口量，降低对外依存度，促进自主、安全的能源供应体系构建，另一方面还可以大大降低有害气体的排放，对改善大气环境具有非常重大现实意义。从技术展望看，利用4000M以下深部地热资源就可以实现零排放发电，这一技术的全面推广必将引发一场能源技术革命。为此，建议在国家层面重视支持和推动这一先进的分布式清洁能源生产和消费新技术。
深化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能源合作维护国家能源安全
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卢山冰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在能源合作上已经取得丰硕成果，创造出了合作典范。根据新的形势发展，我们认为还应该开展以下两个工作：
第一，进一步推进上海合作组织的能源合作，加快建设“能源俱乐部”。2006年6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上海合作组织上海峰会上，提出“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能源俱乐部”的倡议。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发表了《弘扬上海精神促进共同发展》的讲话，明确主张“成立能源俱乐部，建立稳定供求关系，确保能源安全”。能源问题是政治问题、战略问题，更是国家安全问题。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中，中国和沿线能源出口国家，特别是中亚和俄罗斯的关系非常重要。利用上海合作组织能源俱乐部推动与沿线国家能源合作是一个务实的选择。同时，能源管道运输基础设施建设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有着直接的业务关联，从区域能源发展和维护我国能源安全角度来讲,推进上海合作组织能源俱乐部建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第二，完善国家能源战略储备布局。西部地区战略地位和经济地位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十分重要，从维护中国能源安全层面来讲，在国家能源战略储备规划上，应该把西北地区作为重点。这样具有三个意义，一是在西部地区建立了能源储备基地，可进一步完善国家能源储备格局；二是为后续区域能源贸易交易中心建设奠定基础；三是为上海合作组织能源俱乐部提供能源产业合作支撑。
国家能源安全战略实施中的几个关键问题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黄伟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讲师 徐立国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问题，对国家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社会长治久安至关重要。面对我国能源供需格局新变化和国际能源发展新趋势，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6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着重强调从五个方面实现我国能源安全战略，即消费革命、供给革命、技术革命、体制革命和国际合作。在国家能源战略的实施过程中，需要关注与处理好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一、有效平衡传统能源与新能源的发展关系
能源供给是一个立足国内的多元供应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成为了战略实施的焦点。但对新能源开发与利用的重视并不等于对传统能源的放弃或忽视，而是新能源开发导向下的对传统能源使用与处理技术的优化与升级。中国对传统能源煤炭高度依赖，所以，在新能源开发的导向下，需要推进煤炭的洁净化高效利用，而不是忽略或放弃煤的主体作用。未来5-10年，传统能源仍是中国能源的主体，形成煤、油、气、核、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能源供应体系是一个长期的系统过程。在国际能源价格很低的情况下，对国内传统能源的生产能力，还需要政府通过政策支持与保护，不能任其破产关闭。要在发展中平衡好传统能源与新能源之间的关系。
二、有效开发与利用新时期的西部能源
陕西、甘肃、宁夏、新疆、四川、青海等西部省区是我国石油天然气、煤炭、水力等资源最为丰富的区域之一，能源经济已成为西部省区工业的中坚。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我国以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重点工程为龙头，加快了西部地区的能源建设。如今，西部地区已经形成了一批大型水电基地、火电基地以及煤炭和石油天然气基地。西气东输对改善沿线地区人们生活质量、有效治理大气污染产生了深远影响。西部能源建设的提速，不仅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为东部地区输送了经济、高效、清洁的能源，对东西部优势互补、协调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建议尝试建立西部新经济能源发展特区，率先试点推进各类能源的体制管理改革，如开展电力价格体制改革试点，包括电力价格形成机制、独立电网、大用户及产业园区直购电、留存电量和丰水期富余电量消纳、建设新的能源基地和抽水蓄能项目等。
三、以市场化手段实现能源消费总量控制
解决能源问题是一个全局性的经济问题，不能单纯的靠能源行业本身，必须结合整个经济发展的模式和生产消费的结构。中国过去的发展形成了依赖于高能源、高资源消耗发展的产业结构及消费观念，导致了不合理的能源消费方式。所以，在能源消费革命的实施中，要控制能源消费的总量，通过总量的控制实现效率的提高。要重视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的调整，高度重视城镇化节能，树立勤俭节约的消费观，实现节能优先。在这里特别强调的是，对消费总量的控制中要重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还原能源商品属性，构建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形成由市场决定能源价格的新机制。
四、基于“一带一路”增强我国能源安全保障能力
“一带一路”战略将打通马六甲海峡之外的我国能源进口战略通道。基于“一带一路”战略契机，将有效增强我国的能源安全保障能力。
首先，基于地缘优势，打造中亚能源合作新重心。中亚能源供应丰富，尤其是里海沿岸地区，被誉为第二个波斯湾。近年来，我国已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持续增强，我国进口的天然气一半以上都来自中亚国家。但中亚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需要在能源合作的基础上，用我国的经济优势弥补中亚国家的经济劣势，加强经贸、科技、文化合作，形成有效的合作关系，从而打造中亚能源合作新重心。
其次，基于中东北非形势，寻求能源合作新突破。中东北非地区是世界能源最为富集的地区。我国与沙特阿拉伯等政局相对稳定的国家有着良好的能源合作关系。目前，需要利用美国减少对中东北非地区实施战略收缩的契机，对伊拉克、伊朗、利比亚等机会与危机并存的国家，根据形势发展变化进行风险评估，伺机稳妥分批与其开展能源合作，以寻求新的突破口。
最后，要进一步加快中巴油气管道建设，开辟能源进口新通道。目前，我国已建立了中俄、中亚、中缅三条陆路能源进口通道，而作为我国在印度洋方向唯一陆路能源进口通道的中缅油气管道虽已建成投产，但因缅甸政治局势的复杂多变，在未来运行中，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诸多变数。因此，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过程中，应在印度洋方向考虑开辟一条新的能源进口通道。鉴于我国与巴基斯坦具有最友好的全面伙伴关系，已获得了瓜达尔港经营权，于2013年7 月与巴方正式达成在瓜达尔港与新疆喀什之间以修建铁路、公路等运输通道的形式，建立一条“中巴经济走廊”。在此背景下，规划建设中巴油气管道具有较高的可行性。因此，适时推进中巴油气管道建设，开辟印度洋方向的能源进口新通道，将大大缩短我国油气进口的海运距离，大幅降低我国对马六甲航道的依赖，对我国能源安全意义重大。
以关键技术创新为突破
大力发展分布式（可再生）能源产业
省决策咨询委员、陕鼓集团董事长 印建安
基于富煤、少油、缺气及能源分布不均的自然禀赋，我国能源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化石能源比重大，环境保护问题突出；二是能源需求与供给距离远，存在安全隐患，利用效率低。
根据《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2014》，我国承诺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以2020年一次能源消费量48亿吨标煤计算，非石化能源消费量将需要达到9.6亿吨标煤； 根据《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2007-2020），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达到4.85亿吨标煤/年。以此推算，到2030年新增非化石能源消费超过4亿吨标煤。
随着现代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和园区化生存，对能源安全要求越来越高。美国2003年“8.14”电网事故、中国2007年南方雪冰电灾，对大电网远程输电及能源的长途运输模式提了警示。另根据世界银行发展指数，2011年全球输电线路的平均电力损耗为12.5%，严重影响能源使用效率。据美国一家大型跨国能源技术装备企业的预测（内部资料），到2020年分布式发电的增长量将比全球电力需求高40%。由于我国资源禀赋所制，天然气洁清化利用受到一定的限制。
综上所述，我国分布式（可再生）能源需要有重大发展。考虑到光伏/风电的经济性、水电资源有限、核电的长期安全问题等，应优先发展工业余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的利用。
我国可回收工业余能总贮量超过1亿吨标煤（当量）/年，生物质资源贮量超过17亿吨标煤（当量）/年。从这两项可再生能源资源贮量看，足以支撑国家到2030年的能源结构调整战略目标的实现。这些能源资源分散，难以大规模集中利用，只能发展分布式（可再生）能源产业。
目前，由于原料分散，单机规模小（一般在50MW以下），热能效率低（一为30%左右或更低），工业余能及生物质能的利用经济性较差，项目多依赖于政策支助，行业发展缓慢。
为了实现分布式（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通过产业化、市场化的方式，研发共用关键技术以提高能量转化装备热能效率；研究能源统筹技术以保证供需两侧实时协同、“智慧传输”。
经过长期的工业实践，通过超高参数蒸汽透平技术、一体化能量转化技术的应用和示范，可以使工业余热余能利率效提高10%，使得该产业得以市场化机制发展。该技术主要通过提高传统蒸汽透平的蒸汽压力和温度，以获得更高的热能转化效率，同时将蒸汽透平/余压回收透平等原动机直接与工业用的压缩机/大型泵等工作机直接相连，省去发配电、输电及电动拖动系统。这样可以有效提高能量利用率，同时节省一次省投资。
通过多年研究积累，正在产业化的“混合工质超临界二氧化碳热能循环技术（MSCO2）”，可以使分布式（可再生）能源中的生物质能利用热电效率提升10%，实现净电产出率提高30-40%。可以预测该技术产业化后，可以使生物质热能利用产业以市场化的方式持续发展。该技术是利用混合工质的超临界状态下物特性来实现。温度超过31℃（接近大气温度）、压力超过7.38MPa时，CO2混合工质进入超临界状态。此时混合工质能量密度大、粘度低。利用这些特点，可以实现以混合工质布雷顿热力循环，替换传统以水蒸汽为工质朗克循环，可以使发电机组的热能转换效率提高，装置体积缩小。随着材料技术、加工技术及控制技术进步，这种技术的工业应用已具备条件。
随着信息技术和利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通过技术创新，可以实现能源需求方与供给方的信息实时互动，能源消费与供给实时协同。同时通过远程监控与运营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可以使分散的能量供给单元（分布式能源）实现集中管理，统一运营，相互补充，提高能源运营效率与供给安全。进而使能源供给侧结构得以优化。
详见附件《分布式（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趋势简析》。
根据上述分析，建议：
1、建议国家组织相关机构对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特别是工业余热余能及生物质能利用产业可持续发展作专题研究。
2、建议国家优先支持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特别是工业余热余能及生物质能利用产业的关键共性技术研究和产业化。
3、由于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分布式(可再生)能源供给效率提高，进而推动传统存量能源结构改革。建议国家组织相关机构进行政策研究，制定配套制度。
分布式（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趋势简析
一、分布式能源的概念
“分布式能源”（Distributed Energy Resources）指的是分布在用户端的能源综合利用系统，通常是指功率在100MW以下的小型模块化、分散式发电单元或者拖动单元。这些装置通常布置在用户附近，具有高效、可靠的特点。
分布式能源的一次能源以气体燃料为主，可再生能源为辅，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二次能源以分布在用户端的热电冷（植）联产为主，其他中央能源供应系统为辅，能够直接满足用户多种需求的能源梯级利用，并通过中央能源供应系统提供支持和补充。分布式能源可用于小范围供电、机械驱动或船舶动力等，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与其它应用联合起来构成集成式系统，从而满足不同规模能源用户的不同需求。
二、分布式能源的优势
分布式能源有以下主要优势。
首先分布式能源是集中式国家电网的一种有益补充，通过分布式能源模式，可以充分开发利用各种可用的分散存在的能源，包括本地可方便获取的可再生能源、化石类燃料和其他可以利用的能量来源（例如工业过程中产生的余能），并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
其次，分布式能源不需要进行长途的能源输送，可以节约大量的发电和输配电投资，减少输配电损耗。以8-10%的输电线损计算，我国每年输电线损达三个三峡水电站全年的发电量。建在用户端的分布式能源系统由于不需要通过电网供能，因此可以避免输电线损和节约大量的输配电投资。
第三，大力发展分布式能源可以提高能源供给的安全性，这包括国家能源安全和用户能源安全两个层面。采用分布式能源系统是对单一的集中供能系统的补充，可以避免由于集中供电系统出现故障导致大范围停电等不安全状况，同时也可以使终端用户更有效的计划能源消费和避免电网停电给自己带来的经济损失。
最后，分布式能源是一种高效、节能、减排的能源利用方式。分布式能源多采用天然气、太阳能、生物质或其他可再生清洁能源，与燃煤火电机组相比，其SO2和固体废弃物排放几乎为零，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50%以上，大力发展分布式能源将会为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环境效益。
三、分布式能源的分类
根据分布式能源装置所提供能量的主要用途，可以将分布式能源的利用形式大致分为发电装置和原动机拖动装置两大类。
分布式发电技术有很多不同的应用，从移动性的角度可分为移动式和静止式；从是否并网的角度可分为并网式和离网式；从动力负荷角色的角度可以分为基本负荷或备用负荷。
根据分布式能源的原料供给来源，又可分为可再生和不可再生分布式能源两大类。其中，不可再生分布式能源以柴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为能量来源。可再生分布式能源主要以生物质资源、太阳能、风能、地热、固体废弃物、工业流程中的余能利用等可再生能源作为能量来源。本次会议讨论的主要是可再生的分布式能源产业。
四、分布式能源的历史沿革
分布式能源并非新鲜事物。在二十世纪早期大型电厂出现之前，所有的能源需求，包括供热、供冷、照明、机械动力和电能等，全部以分布式模式布置于终端用户附近。
全球发电系统的发展经历可以大致分为3大阶段：传统分布式发电时代（1880~1910年），中央电厂时代（1910~2000），和集成化能源系统时代，也就是在新历史条件下的分布式能源阶段（2000至今）。与传统分布式能源时代不同，当今的分布式能源系统结合了中央电厂和分布式发电系统的优势，既可作为独立的能源单元运行，也可接入集成化能源网络实现联合运行。
随着时代的发展，天然气供应网络日臻完善，进一步提高了分布式发电系统在能源结构中的地位。在北美和欧洲等发达国家新建、改建发配电系统经常会受到各类阻力，如：规划过程冗长复杂、输电线路选址困难等，这些因素给分布式能源的发展带来机会；同时，在许多新兴经济体国家中，传统集中式输配电设施发展尚且欠缺，而分布式发电技术则为此类缺乏输配电基础设施的地区提供了一个满足当地电力需求的现实途径。
互联网思维和数字化浪潮也在促进全球分布式发电技术的转变，数字控制系统可以实现远程控制机组最优化运行，并最大程度的降低成本，甚至可以实现利用智能手机进行控制。未来因特网和工业机器的结合还会促进孤岛型分布式发电技术向虚拟电厂远程操作和同步运行转变。
根据某著名跨国能源装备公司在一份报告中提供的数据，在2000年全球分布式发电方面的投资为300亿美元，总装机容量当年增长47 GW。到2012年，分布式发电领域年投资额增长了5倍，上升到1500亿美元，装机容量已经提高到了142 GW，相比2000年增长200%。根据预测，到2020年分布式发电的年增长量将达到200 GW，比2012年增加58 GW，2012~2020年期间的年均增长率4.4%，全球分布式发电的总投资额将上升到2050亿美元。
由此可以看出，分布式能源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已经得到迅猛发展，代表着全球未来能源产业的发展方向。
五、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困局和破局之道
我国拥有丰富的分布式能源资源，以生物质资源为例，根据中国绿色能源网站的资料，目前我国可收集并能源化利用的农业废弃物、林业废弃物和城市垃圾等生物质资源约7.1亿吨标准煤以上，未来发展潜力巨大。同样，在工业流程中还广泛存在着丰富的可回收余热余压资源。据调查，钢铁、有色、电力、建材、化工等行业可回收利用的余热余压资源约占余热总资源的60%。以2013年统计数据估算，我国可回收的工业余热余压资源约为4.6亿吨标煤，约相当于2013年能源消费总量的11%，超过了2013年水核风光等非石化能源消费量占比8.8%。
尽管我国拥有如此大量的分布式（可再生）能源，但由于一系列技术和经济的限制，导致其发展速度比较缓慢。最主要的制约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能源转化效率较低。由于分布式（可再生）能源通常热源温度较低，难以达到和集中式能源接近的能量转化效率。中低温、中低压的能量转化效率过低（低于25%），使得装置的投资回收期过长。分布式能源的能量转化装置技术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
其次，传统的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利用装备体积较大，装置复杂，成本较高，一次性投资大，影响其经济性。而且其能量来源（例如秸秆等生物质原料）分散，能量密度较小，原料的运输、储存及处理成本较高，进一步降低了经济性。
同时，由于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具有地域分散性，传统的管理运营模式不能满足其特点，与集中式能源相比较运营成本较高。由于存在这些问题，尽管分布式（可再生）能源被公认为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直未得到广泛应用。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分布式（可再生）能源蕴藏量巨大，产业的发展势在必行。要推进该产业发展，核心是要提高这个行业的投资回报率，解决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利用的经济性问题。而提高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的经济性，要从技术、管理、金融支持等各个方面进行努力。
在技术上，必须寻找能够大幅提升现有能源转换效率的新技术、新方法，通过对换热工质、发电设备、控制系统的全面提升，实现能量转化装置的技术革命，提高中小规模（100MW以下）发电装置的能量转化效率。同时，尽可能降低能量转化装置成本，减轻设备重量，提高设备适应性，减小一次性设备投资额度，提升投资的经济性。
在管理上，要寻找适应分布式（可再生）能源产业的控制管理手段，通过引入互联网思维、物联网、大数据、智慧制造、智慧服务等理念，用互联网方式实现装置的远程控制和调节，大幅降低运营成本，缩短分布式（可再生）能源投资回收期。
在金融支持上，要将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等有机结合，寻找有效的金融方式，引入产业基金等多种投资形式，实现快速的产业布局，降低投资风险，促进产业快速发展壮大。
六、分布式（可再生）能源产业待发展的主要技术单元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任何在经济上具有可行性的分布式（可再生）能源产业均具备以下特征：分散的原料供给、高效的能量转换、本地化的能源消费需求、智能化的能源利用统筹、集约式与分布式相结合的管控和服务。
为了实现产业发展，必须针对这些产业特征进行技术和管理研发，解决产业发展中面临的实际问题。按照产业特征可以对分布式能源产业所涉及的技术单元进行初步整理，如下表所示。
|
产业特征 |
技术单元 |
|
分散的原料供给 |
1） 生物质能源，其中包括养殖粪便、固废垃圾、秸秆等农业生物质废弃物等。
2） 太阳热能
3） 地热能
4） 工业流程的余能利用
5） 煤的洁净化利用 |
|
高效的能量转换 |
1） 一体机技术：从结构上可以分为同轴式和整装式两种；从用途上可以分为原动机的装置一体化（例如泵与发电透平一体化）和原动机-耗功设备一体化两种。
2） 混合工质超临界CO2热力循环装置（ms-CO2）
3） 超临界有机朗肯循环装置（S-ORC）
4） 高参数水蒸气热力循环系统（H-H2O）
5） 生物质气化技术
6） 煤的纯氧高压燃烧发电与CCUS系统
7） 高参数工业阀门技术 |
|
本地化的能源消费需求 |
1） 用电需求终端
2） 用热需求终端
3） 拖动耗功需求（包括制冷）终端 |
|
智能化的能源利用统筹 |
1） 能源的阶梯利用
2） 能源供给-转化-消费的实时协同（On Time Energy）
3） 分散式能源装置的集约化管理
4） 资源综合利用一体化方案 |
|
集约-分布式的管理与服务 |
1） 适用于分布式能源的统一运营管控及优化技术
2） 适用于分布式能源的设备维护服务模式 |
其中，高效的能量转换技术是分布式（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一旦在能量转换方面出现大的变革，能源利用效率得到明显提升，这个产业必将迎来一轮发展机遇。
在亟待开发的新技术中，“混合工质超临界CO2热力循环装置（ms-CO2）”是一项极具潜力的替代技术，特别适用于分布式能源领域，与传统技术相比具有明显的经济性优势，代表着未来产业发展的趋势。目前国内外已经对这项技术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发，该项技术已经进入了产业化的边缘。本次会议特邀美国SCT公司的专家对混合工质超临界CO2（ms-CO2）发电技术进行介绍，主要对该项技术的原理、优势以及国际最新发展情况进行汇报，供与会专家参考。
一体机技术、超临界ORC技术、高参数水蒸气热力循环技术等也是目前研究的热点，能够对分布式能源产业的发展起到支撑作用。能量的阶梯化利用、分散式能源装置的集约化管理、综合资源利用一体化方案等技术代表了分布式（可再生）能源产业未来商业和运营模式的发展趋势。而集约-分布式的管控和运营技术是分布式（可再生）能源产业健康发展的必备支持条件。
附件3将对上表所述的各技术单元进行进一步阐述。
七、陕西省在分布式能源产业方面的探索和实践
陕西省是一个能源大省，在能源转化和利用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同时陕西省拥有丰富的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资源，在我国能源技术领域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在分布式能源利用方面，陕西省内的院校、企业已经开展了一定的理论研究与工业实践，为整个产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生物质发电领域，陕西省电力设计院大力推进生物质发电项目设计，已开展了陕西蓝鸟生物质能发电项目（2×30MW）、榆林市榆阳区华阳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太阳能生物质互补示范电站工程、陕西黄龙凯迪生物质能发电厂（1×30MW）工程、陕西留坝凯迪生物质能发电厂工程（1×30MW）等项目的工程设计工作。陕西延长石油集团和陕西煤业化工集团在热解气化耦合一体化技术的研发方面已经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该项技术如果用在生物质发电领域，采用气化方式利用生物质发电，无论在效率、环保、规模、经济性等方面都具有一定优势。西安交通大学科研团队研发的超临界水氧化技术，利用水在超临界状态下的特殊物性，能够高效、彻底、无二次污染地对垃圾和生物质进行气化，产生的可燃性气体可通过msCO2热力循环系统、高参数中小汽轮机等装置发电。该项技术已经具备了工业示范的技术基础，具有一定的发展前景。
在太阳热能利用领域，西安航空动力的碟式太阳能热发电项目于2011年被列入国家863计划，西安航空动力作为“碟式斯特林太阳能发电技术课题”牵头单位，也成为“分布式太阳能热发电技术”大项目的牵头单位。同时成功申请科技部与欧盟之间的合作项目“碟式太阳能热发电技术”，目前正在与浙江大学、中科院电工所、中科院工程热物理所等联合申请国家973计划。
陕西是一个地热资源丰富的省份，地热供暖是目前仅次于地热发电的地热利用方式。从2006年开始，中石化集团在陕西省以咸阳为中心，大力发展地热供暖项目。仅2011-2012年节约标准燃煤72319吨，减少二氧化碳2003229吨，二氧化硫1229吨，为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城市品位，做出了贡献。我省依托丰富的地热资源，近年来，大力发展地热温泉旅游产业，着力将陕西省发展成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温泉旅游大省。该领域内，中石化绿源地热能开发有限公司在咸阳乃至于陕西省的地热资源开发方面已初具规模，陕西省四季春技术有限公司在地热资源开发利用技术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技术研究。
而在工业流程中的余能回收利用方面陕鼓集团近年来在该领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陕鼓”）是我省一家以能量转化设备的研发、设计、制造、服务为主要业务的重型装备制造业公司，在其接近半个世纪的工业实践中，在能量转化领域积累了大量的工业实际经验。陕鼓的主导产品，高炉余热余压能量回收透平（TRT）为例。陕鼓目前已经为全球工业用户提供了800套以上TRT装置，每套装置平均能量回收功率约为12MW，每年总共可为用户回收能量76800GWh，共可折合约1000万吨标准煤。同时，陕鼓目前在全球范围有超过5000台在役压缩机设备，包括轴流式压缩机和离心式压缩机组。这些机组平均耗能功率约为20MW，按此计算每年陕鼓产品需要消耗能量约为72.5万GWh，共可折合为1亿吨标准煤。由此可以看出，陕鼓产品在为工业流程输入大量能源的同时，也在工业能量回收利用方面取得了可观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在能量高效转化和利用方面有着无可比拟的工业实践经验。
在工业实践中，陕鼓创新性地提出了“一体化机”的技术思路，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之前，国内外将能量回收发电机组和压缩机耗能机组安装在不同厂房、独立配置，自成系统，且需要经过两次电网转换，存在一定的能量损失。陕鼓将能量回收装置与耗能装置进行直连，组成了“一体机”，使原有的庞大系统简化合并，取消发电机及发配电系统，将回收的能量直接补充到轴系上，避免能量转换的损失，提高能量回收效率，减少环境污染和能量浪费。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冶金余热余压能量回收同轴机组（BPRT机组）应用技术”入选中国在国际能效合作伙伴关系组织（IPEEC）在2015年发起的 “十大节能技术和十大节能实践评选和推广”项目，并被纳入“双十佳”最佳节能技术清单，代表我国节能技术的最高水平在“一路一带”沿线国家进行大力推广。
在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利用方面，陕鼓也已经开展了一系列工业实践。陕鼓已为分布式能源、生物质发电等领域提供了40套以上汽轮机发电装置，其中陕鼓EKOL欧洲公司已有6套生物质发电工程业绩，并为中欧、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提供30余套高参数中小型汽轮机设备。
2015年，陕鼓与著名的索拉透平国际公司（Solar Turbines International Company）强强联合，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约定在以燃气轮机拖动的分布式能源市场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共同进行市场开拓、技术研发、方案提供、市场维护。陕鼓在分布式能源领域积累的经验和掌握的资源将为以后深度参与该产业市场竞争打下坚实的基础。
陕鼓集团投身“园区综合能源一体化”方案研发及实践，根据区域能源物料的供给特点，结合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因地制宜地提出“全生命周期一体化综合能源服务解决方案”，用以满足城镇区域供水、污水处理、供暖、供冷及供热、市政照明、固废处理等基本需求；并通过土地集约利用、能量梯级利用、能源互为物料，通过自动化及信息化技术的运用，使得区域内资源自循环、自供给及自处理能力得到提升，为城镇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为了解决市场上好项目融资难的问题，陕鼓集团联合专业的投资机构，正在筹办新产业投资基金，探索以基金的形式整合社会资本和资源，促进新产业开发。这一举措有助于解决分布式能源产业发展中可能遇到的金融模式和资金来源问题，能够促进该产业迅速成长。
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对提高能源
安全水平实现国家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陕西省决咨委办主任、高级工程师 郭卫东
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分别在2014年6月13日中央财金领导小组第6次会议和2014年4月20日新一届国家能源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做出了全面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全面提升我国能源自主保障能力和安全水平的战略决策，提出推进能源消费、供给、技术、体制“四大”革命和全方位加强国际能源合作的能源工作总要求，明确了节约、清洁、安全的能源战略方针。总书记在讲话中说“能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现代社会的血液。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对国家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社会长治久安至关重要。”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政府都要充分认识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提升我国能源安全水平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告诫大家要清醒地知道，由于“能源的重要性和稀缺性决定谁掌握了能源谁就掌握发展空间、掌握了创造财富的重要源泉”，“抓住了能源就抓住了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的牛鼻子。”
一、能源对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正在不断上升
1、国家之间围绕能源的全球博弈亦然存在。
在当今世界上，能源已成为国家安全的优先领域。近几十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围绕控制战略性能源资源、控制战略性能源运输通道、利用能源的技术进步和成本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在石油消费大国、石油进口大国和石油输出国组织、石油生产大国之间，像电视连续剧一样展演着一场又一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大戏。在这场持久的能源生产与消费大国博弈中，国际社会普遍认识到，控制能源资源和运输通道最为重要，甚至控制能源战略运输通道比控制能源资源更为重要。以美日为核心与我展开的南海、东海遏制反遏制斗争，在一定程度上都与企图抢占我海上油气资源、控制甚至企图切断我海上油气运输通道有关。
2、我国能源需求仍将持续上升。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快速发展，我国不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能源消费国。目前，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已达到42.6亿吨标煤，接近占全球的1/4。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我国正在进入以城市为主的发展阶段。从能源消费看，我国城市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能源消费就会增加6000万吨标煤。我国人口城市化率从现在的55%左右最终有可能提高到75%左右，达到这一目标可能还需要20至25年左右。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史看，大体上我国的城镇化率每年将上升1个百分点，这也就意味着我国的能源消费每年还会增长6000万吨左右的标煤。从人口增长看，实行二胎政策后，我国人口峰值有可能在时间上要推迟，峰值人口总规模也可能会大大超过14.8亿的预测值，这也意味着在我国人均能源消费不变的前提下，总的能源消费需求也会出现持续上升。从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经济、社会、民生各领域全面加快发展的总体态势看，各领域的用能需求也将呈上升趋势。从区域用能趋势看，在共享发展成果理念推动下，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冬季用能将会明显增加，农村地区也顺着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重点镇建设、文化旅游名镇建设、古村古镇改造、乡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山区库区荒漠地区移民搬迁和集中居住区建设，农村用能将会大幅增加。在我国中西部还有不少地区，正处于工业的初中阶段，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并行推进过程中，这些地区的用能需求也会持续增加。
3、我国能源的空间分布不均衡和能源供给的品种结构不均衡引发的资源环境问题日趋明显。
我国富煤少油缺气的自然资源禀赋，决定了我国与世界大国比，优质能源相对短缺，能源生产和消费的经济成本、环境成本相对较高。我国有相对丰富的煤炭、水能、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资源，但石油、天然气等优质能源资源短缺；我国的能源空间分布不均衡，主导能源的煤炭和水电主要分布在西北、西南和华北地区，而能源消费主要在东南沿海地区。这一资源的空间分布决定了我们必须采用北煤南运、西气东输、西电东送、西油东运等长距离运输格局。在我国煤油气资源高度分布的西北、西南、华北地区，水资源严重缺乏，近几年来，启动了一批引水、调水、蓄水、节水工程，但相对能源资源开发和能源生产对水资源需求来说，仍然存在较为严重的供需矛盾。从生态环境看，大量的煤炭开采、水电开发、油气田开发也会给西部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进一步的破坏，生态修复代价高昂。从能源外送通道和安全储备看，西部地区外送通道太少，外送能力严重不足，特别是煤炭外运通道、电力外送通道、油气外送通道和液体化工外送通道能力建设虽然逐年加快，但仍呈现总体能力不足问题。在我国西部地区弃风、弃电现象十分普遍，许多大型火电、水电企业也存在产能发挥不足、电力外送能力不足问题。由于抽水蓄能、天然气调峰储备、油气战略储备能力严重不足，也造成了大量能源在生产之后，形成浪费。我国核电主要布局在沿海，从国家能源安全和清洁绿色发展需要看，也有待加快在内地和西部的布局。我国石油外依度2015年已超过60%，从我国能源安全的底线思维讲，加快煤基替代能源发展，高度重视和开发利用深部地热资源发电、供暖、制冷，还应从政策上给予更多支持。另外，从国家能源安全看，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能源战略储备设施建设、加快一带一路多元化能源东输东运战略性通道建设、加快大西线调水工程前期工作等还应再次提上国家议事日程。
4、能源生产和消费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已经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
能源生和消费造成的大气污染、水体污染、重金属污染、土壤污染、环境破坏相当严重，为未来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已累积形成巨大生态环境赤字与生态环境欠账。虽然近几年在国家绿色发展新理念和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推动下，围绕能源的绿色生产、绿色消费，围绕绿色工厂、绿色矿山、绿色园区和美丽矿山、美丽厂区、美丽园区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从总体上看，能源生产和消费形成的生态环境欠帐，是由于能源生产和消费总量大，能源生产供给和消费结构不合理，能源生产和用能技术落后，社会总体节能意识不强造成的。在我国的煤炭消费结构中煤炭占60%以上，仍高出世界30多个百分点。煤炭开采，带来大面积采空区和地面塌陷，导致地表水下漏、地下水污染，耕地、林地资源遭到破坏，煤炭开采、洗选、干馏和传统用煤方式，造成地表水污染、土壤污染和废渣占用耕地林地。煤炭通过电厂锅炉、集中供热锅炉、工业锅炉、工业窑炉、煤气化炉和民用型煤使用，形成了我国最主要的COx、CHx、NOx、NH4、PM2.5、SOx、二噁英、废水、酚类、重芳烃、VOD、COD和重金属排放。石油消费，也会通过炼制和车用燃料使用形成环境污染，其中汽车尾气排放产生的PM2.5已成为城市污染的“元凶”之一。
5、从能源技术看，近十多年来围绕全面建设创新型国家，在能源生产和消费技术创新方面已取得巨大成就。
我国在能源生产方面，大型核电技术已位居世界领先地位，超临界、超超临界火电机组和空冷机组、超净排放技术已开始大规模应用；煤制甲醇、大型MTO、MTP、MTE和大型炼油及油气化工项目已在技术上实现了近零和完全零排放；煤制油、煤制气已实现废水零排放，含盐废渣废泥深度分离和分类资源化利用正在一批国内专业创新团队的努力下，已进入部分项目中试阶段；在页岩气开发、深海油气开发方面，近几年已取得一批突破性技术成果；在车用甲醇燃料、车用液化天然气应用方面，从燃料生产和汽车技术两方面已取得重要进展，已可以进入全面推广阶段；在电动车和车用大功率大容量电池生产上，一大批国内汽车生产企业已掌握核心制造技术和专利，六氟磷锂、磷酸铁锂电池已全面投入应用，氢能汽车已在少数城市试用，石墨烯车用动力电池已经进入研发阶段。煤纯氧气化和加氢气化技术、煤炭清洁燃烧技术、以粉煤干馏为代表的煤分质分级梯级煤基多联产技术、直接法和间接法煤制油技术、油煤共炼技术、煤气化制甲烷和煤干馏制甲烷技术、第二代煤制烯烃技术、煤制芳烃技术、煤制丁烯技术、煤制DMMn技术等，均已在陕西、内蒙、宁夏等地完成中试，有的已开始建设首套装置。深部地热低成本零排放供暖制冷技术、地源空气热泵技术、地源水源热泵技术已开始在陕西等省进入推广应用阶段。以陕鼓为核心的小型化CO2超临界混合工质高参数一体化分布式发用电装备制造和大型余能余热回收装备制造技术即将进入实际应用。分布式深部地发电技术正处于集成创新阶段。我国一批大院大所和大企业也正在投资研发和建设太阳能槽式、塔式、碟式热发电中试装置。光伏发电、低温光热应用已进入全面应用阶段。大功率海上风装备制造已突破70MW水平。随着我国大容量储能电池技术快速推进，风电、光伏稳定供电水平将得到全面提升。生物质发电、生物柴油、生物质混合液体燃料生产、垃圾发电，围绕降低成本的技术创新正在推进。海上潮汐和波浪发电已进入应用性试验阶段。热核聚变发电和小型化海上核电装置即将进入中试阶段。陕西第一个抽水蓄能电站也已开工建设。
当然，我国在能源生产与消费技术创新，特别是大型能源装备制造方面，在一些关键领域与发达国家还有差距。在高光转化率单晶硅和芯片级硅材料制造上磷、硼等有害元素超标问题还尚未彻底解决。在深海油气、致密油气资源勘探开发上，在页岩气压裂上，与美国还有较大差距。在电动车、甲醇汽车、天然气汽车、氢能源汽车推广应用上，由于管理部门众多、审批环节过多、部门配合不力，仍面临许多困难。另外在智能电网、坚强电网、超高压输电网络建设上，推进速度仍有待加快。由于自然垄断属性，在对骨干长输电网继续实行集中统一管理的前提下，大厂直供、厂网分离、输配分类、加快电价市场化、加快电力交易市场建设、全面降低社会用电成本的改革还有待加以重点推进。另外，我国的成品油和替代燃料批发零售准入和定价，依然实行政府审批，与世界多数国家比还尚未走上市场配置资源的轨道。
6、着力推进国际能源合作，全面提升能源保障能力。
在当前有利的能源价格和国际关系背景下，在俄罗斯、中亚、中东、非洲和亚太五大重点地区，建立能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设能源合作项目，实现互利共赢合作格局，构建公平、公正、平等的能源生产和消费国家关系，形成全球能源治理机制与健康良性能源供求机制，共同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秩序至关重要。做为能源消费大国，我们要在着力维护海上能源运输通道安全的同时，利用十八大以来中央全面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新机遇和有利于我国发展的国际关系变化，加快推进孟中印缅、中巴、南亚、中亚至新疆、中蒙俄、中俄东西管线等能源进口通道建设。应以陆上和西部通道为主，积极寻求和抓住机遇，利用社会力量和大国影响力，应继续支持和推进克拉地峡、尼加拉瓜两大对我有利的运河建设。全面加快参与更多海洋主要能源运输通道上的重要港口建设，形成相对有利于我海上运输的补给保障条件。同时，也要抓紧推进将国内先进的核电、风电、光伏发电，油气勘探开发、煤田勘探、煤矿产能建设等技术，煤制油气、石油炼制、油气化工及煤化工、煤电等产能技术，尽快转移到一带一路国家，以此带动我国的能源设计、工程、装备制造、钢材、建材、劳务、服务、管理等配套走出去。同时，也要积极加强与美国在分布式能源装备制造、与北欧在深部地热发电、与西欧在热核聚变发电、与发达国家在先进发动机制造等重点用能装备制造及高纯单晶硅等重点载能新材料制造上的广泛合作。发达国家有先进的能源生产消费技术和理念，在许多领域还应以保持成本优势和整体竞争力为前提，务实全面推进各方面的国际合作。
7、坚决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建立能源节约型社会。
2015年我国GDP占全球12.64%左右（2015年全球GDP约82.146亿美元，中国GDP约10.385亿美元），而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约42.6亿吨标煤，已占全球的22%以上，我国的单位GDP能耗已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从人口看，我国人口占全球18.84%，而能源消费占22%，人均能源消费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如果不加节制、敞开口子消费能源，不仅我国的资源环境不可承受，而且全球的资源环境也不可承受。从供给的可持续性、供给的可能性看，化石能源总有耗竭的时候，我们必须控制总量，必须实行节能节约的政策，必须要为子孙后代持续发展留下足够的能源资源。要促进粗放式用能方式向集约高效用能方式转变；促进高碳能源消费向低碳能源消费转变；促进传统用能方式向先进用能方式和节能与能源合同管理方式转变；促进能源集中生产与消费向分布式生产消费转变。要通过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倒逼各行业各单位、各企业比照全球先进水平制定出先进能耗、能效和用能标准；倒逼大量使用先进节能技术制造节能产品、应用节能产品；倒逼全面推进节能改造、能源合同管理和节能服务外包服务模式的广泛应用。只有单位产出用能下降了，才能以不变或更小的能源消耗支撑更大的经济总量，才能全面提高发展质量和提升效益，才能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形成低能耗、低成本和低碳绿色经济新体系。
第一，要大力压缩高能耗、高碳排放的传统重化工业，以传统的钢铁、有色、石化、建设、化工五大领域为重点，下大力气淘汰落后产能，转移先进产能，清理僵死企业，为节能型、低排放、低能耗的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腾出发展空间。
第二，在城市和城镇建设中，要高度重视建筑节能。我国建筑能耗已占总能耗的20%以上，但全国节能建筑面积才刚刚达到23%。要大力支持发展紧凑型城市，在城市建设中应最大限度使用自然能和节能保温新材料，鼓励和支持在城市建筑上广泛推广使用发端于北欧和陕西的零排放深部地热供暖制冷发电技术，全面降低城市建设成本和用能成本。要在城市全面支持和推广小排量汽车、节能汽车、电动汽车、甲醇汽车、天然气汽车和氢能源汽车，通过推进高强度轻型汽车材料和控制技术创新，加快以节能减重和智能化为核心的汽车技术革命；支持加油站由单纯加注汽柴油向加注甲醇、液化天然气、压缩天然气、快速充电、快速更换电池，提供汽车全方位服务的“车用动力服务中心”和“汽车服务中心”转型。
第三，要大力推动能源供给节约，建立多元供给体系。要适应世界大势，顺应全球绿色转型大势，在能源生产和消费绿色转型上，应从全面紧跟世界先进技术逐步转向引领世界发展。我国已积累了不少成熟技术，关键是要建立快速推广应用先进节能和绿色能源生产与消费技术的体制机制。甲醇是世界上公认的低排放低成本清洁能源，我国是世界煤制甲醇大国，从国情出发加快煤基替代甲醇燃料全面应用仍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在条件成熟时，建议尽快放开能源批发零售企业资质审批，放开电价、车用燃料价格、天然气价格，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
第四，要全面加大对全国重点省份、重点地区的页岩气勘探和开采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任何先进技术只有大胆使用、及时使用，才会加快完善和成熟。建议在页岩气开发上将川陕渝鄂接壤地区和陕甘宁老区列为重点区域加以支持。
第五，大力推进煤炭资源的绿色开采和高效利用。以全国14个亿吨大型煤炭基地为重点，按照绿色开采、安全开采、集约高效开采、保持成本优势、控制生产总量、压减高成本小型矿井、用好产能补贴政策、加速化解产能过剩的原则，推进煤炭产能建设；以9大千万千瓦级大型煤电基地为重点，全面推广使用超超临界、超净排放、煤焦化电气多联产技术，在基地内支持全面放开发电与用电企业自主决定建立直供电关系的审批事项，鼓励大厂直供电价协商做法。由国家尽快出台合理的电网输电收费标准，建立正常的电力市场机制，鼓励发展区域输电网络，放开电力价格。围绕全面降低社会用电成本，推进电力体制改革。建议对电价、成品油价格、天然气价格、水价等不再区分工业用、农业用、居民用、商业用、生态用等，取消政府定价，还原其商品属性；放开零售批发资质审批，最大限度下放零售批发经营审批事项，实行能源生产、批发、零售归口一家审批一家负责监督一家承担管理责任。在当前国际油价大幅下跌的形势下，建议出台政策保护国内石油生产能力，降低成品油消费税。为了鼓励发展石油替代产业，可对车用甲醇燃料、小型工业锅炉用甲醇燃料、民用甲醇燃料、二甲醚燃料、乙醇燃料、生物质液体燃料和生物柴油等免征消费税。
第六，建议尽快通过立法建立以家庭为起点的垃圾分类回收、分类运输、分类资源化利用体系，建立餐厨废物及餐余垃圾分类回收及资源化利用体系，建立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体系，为发展垃圾发电和生物液体燃料（燃料乙醇、生物柴油等）生产建立可靠的原料保障。
第七，建议以先进煤干馏，特别是以焦油收率最大化、粉煤利用最大化、“三废”零排放的煤干馏技术为核心，建立煤焦电化和汽热冷于一体的煤基多联示范工程，下放大型先进煤干馏、煤分质分级梯级利用、零排放和多联产示范项目审批。支持用先进煤干馏技术对电厂锅炉用煤、集中供热锅炉用煤、工业锅炉用煤、煤气化炉用煤、工业窑炉用煤在入炉前进行洁净化处理，以技术创新全面提高用煤企业经济效益和清洁利用水平。建议在京津冀和全国大城市率先全面推广使用粉焦兰炭清洁燃料。要逐步加大对焦油深度分离和CO2资源化利用的技术创新和示范项目支持力度，系统集成全球先进创新成果于重大现代煤化工和煤电示范项目设计。在大型煤化工、煤电基地、煤炭基地，支持建设坑口大型公共气化岛、园区公共气化岛、园区公用工程岛，为全面降低气化成本、降低单位投资成本和减少分散排放创造条件。建议在陕西关中地区、中原地区、汉江地区、成都平原等内陆腹地规划建设一批大型油气战略储备设施，力争在5至10年内将我国的油气安全储备提升至90天水平。从国家长远能源安全看，可在成本优势明显的地区和国家地理板图中心区域，继续规划建设一批大型煤制油气、煤制甲醇等替代能源产能项目和成品燃料的战略储备项目，以这些战略储备设施为起点，建设若干通往重点用能地区的成品油和替代燃料长输管道。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新形势下，对不计成本发展部分新能源的势头应加以约束；在商品煤产能严重过剩的大背景下，应从严控制各煤炭主产省的大型商品煤产能建设；在煤转化和用煤产业上，应从严控制化肥、电石、硅铁、金属镁、纯碱、烧碱、PVC、传统兰炭、传统焦炭产能建设；对大型煤制烯烃、煤制芳烃及其配套的煤制乙二醇等项目，要积极引导企业沿产业链纵向侧链延伸，向三大合成材料的前沿高端和高附加值新一代化学合成材料方向发展，向长期进口和未来需求增长潜力大的有机化学品、精细化学品方向发展，向三大合成材料下游的各类制品和深加工方向发展，切实防止大型煤制烯芳烃装置，由于产品过度单一引发形成新的产能过剩。煤制天然气，在我国仍有巨大市场空间，还应有序支持加快发展；煤制油应在进一步降低制造成本的前提下，鼓励在前端引入新一代粉煤干馏为基础的多联产技术，在后端充分发挥煤制油的高清洁组份优势向航空燃料、煤矿高耐磨液压油、高级润滑油、表面活性剂、高度数石蜡方向发展，鼓励配套发展二甲氧基二甲醚和二甲氧基甲烷等新一代低成本汽柴油添加剂；鼓励甲醇解裂向烯烃、芳烃、饱和烃及其高辛烷值成品油（MTG）方向发展。总之，煤化工要鼓励差异化发展，鼓励延长产业链、发展深加工，防止在基础原材料产能建设上一哄而起形成新的过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