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至2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西考察，作出了重要指示、发表了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好新时代各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大动力。其中关于“三农”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要全力抓好农业生产，要接续推进全面脱贫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等等。结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特别是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指示，写几点对乡村振兴的思考。

一、乡村振兴迫在眉睫

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大包干”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乃至改革开放的序幕，“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是自己的”成为了那个年代最响亮的口号，亿万农民被束缚的生产力和积极性得到释放，广袤农村变成了火热的实践热土。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脱离了农业、走出了农村，导致农村日渐“空心化”“老龄化”。当前“386199”现象，也就是留守妇女、儿童、老人占农村人口绝大多数，已经成为许多农村的真实写照。乡村衰败已是不争的事实，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农村人口持续流失。以家乡为例，自儿时起，外出务工的乡亲就逐年增多，而春节回村的逐年减少，有的更是举家搬离进城。很多人虽然户籍在农村，但一直在县城或者镇里生活，目前整个村组户籍人口200余人，仅有不到20个老人留守，这与全省乃是全国大部分农村的情况类似。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我国的城镇化率，2001年底为37.7%，2019年底达到60.6%，提高22.9个百分点，城镇常住人口增加3.68亿，但同期全国总人口仅增加1.24亿，这就意味着近20年间，我国有2.44亿左右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生活。同时，2019年底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4.38%，比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低16.22个百分点，也能说明农村人口流失的严重性。可以说正是伴随着城镇化的进程，农村逐渐凋敝，甚至消亡。

近5年陕西省城乡居民收入
单位：百分比、元
年份	城乡居民收入比	城镇居民			农村居民			收入绝对差距	增加值差距
		增速	收入	增加值	增速	收入	增加值
2015	3.04:1	8.4	26420	2054	9.5	8689	757	17731	1297
2016	3.03:1	7.6	28440	2020	8.1	9396	707	19044	1313
2017	3.00:1	8.3	30810	2370	9.2	10265	869	20545	1501
2018	2.97:1	8.1	33319	2509	9.2	11213	948	22106	1561
2019	2.93:1	8.3	36098	2779	9.9	12326	1113	23772	1666

二是城乡收入绝对差距逐年扩大。从近5年全省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对比来看，虽然农民收入增速都高于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增速，城乡居民收入比逐年减小，也就是相对差距缩小，但城乡收入绝对差距逐年扩大，城乡收入增加值差距也在逐年扩大。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民务工收入不稳定，务农收入因农产品价格偏低而上不来，导致了差距的扩大。也正是这种收入上的绝对差距，驱使很多农民背井离乡、进城务工，也间接导致了耕地撂荒、乡村衰败。

三是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还有短板。得益于脱贫攻坚战的全力推进，近几年全省农村水、电、路全面提升，通讯、网络等也在加快建设，但偏远地区还存在短板，比如受地理条件限制，在曾经工作过的乡镇，4G网络仅能覆盖行政村部分区域。特别是在教育领域，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还比较明显，农村教师人数变化可以反映这一问题。2018年全国乡村小学、初中专任教师数量分别为1864229人、563326人，分别比2015年减少171745人、81874人，而同期全国城区小学、初中专任教师数量分别增长382525人、184726人。当前普遍存在的城镇大班额，就是基础教育“城挤、乡弱、村空”现象的一个具体表现，也能说明城乡教育领域的差距。

二、当前农业农村工作面临的矛盾

中央高度重视“三农”问题，从2004年起，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7年聚焦“三农”工作，无论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还是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或是深化农村改革，都让农业农村农民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也为乡村振兴做了必要准备。但受农业自身的弱质性、城乡二元结构的惯性作用等因素制约，“三农”工作还面临一些矛盾和症结。

一是财政支农投入“造盆景”与“撒胡椒面”的矛盾。改革开放后，虽然国家对农业的方针从“多取少予”转变为“多予少取”，财政支农支出快速增长，但对基层政府来说，依然面临着“僧多粥少”的困境。以我省为例，2018年农林水支出629亿元，减去扶贫专项资金214.6亿元，平均分配到每个县区不足4亿元，如果再减去水利和林业重大项目支出，资金切块到县并不充足。在这种情况下，基层政府无论是扶持产业还是建设美丽乡村，要么“造盆景”“垒大户”，把资金集中投入到少数几个点上，要么“撒胡椒面”，平均分配到每个行政村。二者兼达不到财政资金使用效果。

二是农民从事种养业比较收益下降与农村劳动力成本上升的矛盾。传统种养业等位于农业产业链末端，容易受自然灾害、市场波动等因素影响，单个农户抵御风险能力差，生产经营效益并不高。即使是部分从事规模经营的新型经营主体，在农药、化肥等生产物资价格不断上涨的背景下，也开始退租弃耕。同时，随着青壮年农民大量外流，农村人工费用持续增长，一方面增加了农村产业发展的成本，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一个现象，即部分农民长期在当地农村以打零工方式获得报酬，而不是自己经营产业。分析我省2019年农民收入构成后发现，工资性收入（5025元）要高于生产经营收入（3792元），而且工资性收入较2011年增长111%，同期经营性收入增长86.9%，这种对比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这个矛盾。

三是部分社会资本追求短期利润与农民长期稳定受益的矛盾。与传统农业相比，现代农业对资金、技术、管理等都有更高要求，而这些要素恰恰是普通农民所不具备的。为此，国家鼓励支持社会资本下乡，在将现代生产要素注入农村、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的同时，引导其与农民形成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农民增收。但有的社会资本抱着投机目的，只是为了套取政府补贴、银行低息或无息贷款，达到目的后就撤资，农民无法获得收益；有的社会资本重短期利益、轻长期经营，农民可能从一开始产业项目建设中获得务工收入，但出现经营不善后就难以为继，等等。

四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留不住和农村回不去的矛盾。自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新生代农民工”概念以来，这一群体就备受关注。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较高，大多在城市从事二三产业，特别是在数字经济、共享经济浪潮中，很多人从事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等新型职业，但收入、房价、社会保障等因素制约其在城市定居。同时，与上一代农民工不同，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没有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经验和技能，而且由于网络不通畅、教育水平低等公共服务短板，农村对他们来说也缺乏吸引力。这样就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在“市民”和“农民”的身份认同中处于尴尬境地。

三、推进我省乡村振兴的建议

2018年，我省印发了《陕西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规划（2018-2022年）》，对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作出了全面部署，特别是制定了“3+X”农业特色产业体系并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开局良好。但乡村衰败的趋势很难轻易扭转，针对普遍面临的矛盾，建议在抓《实施规划》落地时更注重以下几方面。

一是以四类村庄为依据，统筹用好资源力量。目前，全省16991个村庄均按照集聚提升、城郊融合、特色保护、搬迁撤并等类别完成了分类工作。建议在今后继续加大力度支持乡村发展的同时，着力做好资源配置，将更多资源力量倾斜到集聚提升、城郊融合、特色保护类村庄。并区分不同类别配置不同资源，比如将产业扶持资金更多投向集聚提升类村庄，将基础设施类项目优先布局城郊融合类村庄，鼓励引导社会资本在特色保护类村庄发展中发挥作用。对于搬迁撤并类村庄，不再投入资金资源，稳妥有序做好村庄合并、户籍转移等工作。

二是以降本增效为抓手，促进农民通过产业持续增收。发展乡村产业是农民增收致富的根本之策，面对当前从事种养业生产经营比较收益下降的实际，建议一方面从降低农民生产经营成本入手，充分发挥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强化联合经营，在生产资料采购、机械化耕作、技术指导、管理营销、融资贷款等方面提供统一服务，进而降低人工和社会化服务等成本。另一方面从提高农产品价格入手，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特色有机绿色农业，加强名优品牌建设，通过深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运用新媒体新技术增强营销能力，同时培育壮大休闲农业、创意农业等新模式新业态，拓宽增收渠道。

三是以利益联结为前提，引导社会资本下乡。近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了《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指引》，要求引导社会资本有序投入农业农村，加快形成乡村振兴多元投入格局。建议把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发展作为社会资本下乡的前提条件，通过村集体经济注资、农民入股分红、土地流转后优先雇佣等方式，建立健全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实现社会资本和农民的互惠共赢，并探索建立履约保证金等约束机制，保护农民合法权益。同时，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乡村发展规划和实际情况，严格按照产业投资目录引资，防止污染向农村转移。

四是以建设队伍为保障，为乡村注入“源头活水”。当前乡村振兴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缺人，不仅缺专业技术人才、管理人才，还缺致富带头能人、新型职业农民，就连普通劳动力也匮乏。建议下更大功夫做好引人、育人、留人工作，加快打造一支新农人队伍。重点聚焦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以乡情乡愁为纽带，鼓励引导支持他们返乡创业就业，并有针对性地加强从业技能培训和实践锻炼，帮助他们尽快成长为懂技术、懂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同时，抓紧建设乡村“硬环境”和“软环境”，加快提高基础设施通达程度和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让乡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