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用房是指党政机关占有、使用或者可以确认属于机关资产的，为保障党政机关正常运行需要设置的基本工作场所，包括办公室、服务用房、设备用房和附属用房。 　　技术业务用房是指办公用房以外，用于开展各类业务而设置的特殊技术业务场所，如公安机关的审讯室、法院的审判庭、人民来访接待中心、应急指挥中心、政务服务大厅和部门办事大厅等。 　　办公用房与技术业务用房区分不仅能以项目立项批复名称为参考，应结合具体建设内容、实际功能用途等客观情况合理区分。以技术业务用房名义立项建设的工作场所，如实际功能和用途以办公用房为主，应界定以办公用房。 　　

省级领导干部、省所属厅（局）正职和市、县（市、区）党政正职办公室，可在规定的办公室使用面积范围内配备不超过6平方米的卫生间。 　　

办公室配备不与职级挂钩，由使用单位在核定总面积内统筹合理安排。同时任有领导职务和职级的，按所任领导职务对应的办公室使用面积标准执行；只任有职级的，按任该职级之前的最近领导职务（含职务、职级并行前非领导职务）对应的办公室使用面积标准执行。 　　

公务用车，是指党政机关配备的用于定向保障公务活动的机动车辆，包括机要通信用车、应急保障用车、执法执勤用车、特种专业技术用车以及其他按照规定配备的公务用车。 　　

因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需要紧急实施的大中修项目，未安排预算的，由项目单位报省机关事务服务中心进行项目审核，商省财政厅通过现有部门预算调剂、新增预算安排等明确经费来源后，履行审批程序。 　　

无法调剂或者置换解决办公用房的，可以面向市场租用，但应当严格按照规定履行审批程序，不得擅自租用或违规租用，不得以变相补偿方式租用、借用由企业等单位提供的办公用房。

各级党政机关公务用车主管部门根据职责实行统一编制、统一标准、统一购置经费、统一采购配备管理。 　　

当代人们对方志是什么可归纳为四种说法，即笔事说、文本说、事业说和著述说。 　　笔事说对“方志”一名大都作这样解释：“方”者地方也，“志”者记述也。“方志”者地方之记述也。 　　文本说以直观感觉为依据，认为方志在本质上是一种文本。例如，《中国地方志大辞典》在“方志”辞条下写道：方志“是以地域为单位，按一定体例，综合记载一定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及自然各方面的书籍。” 　　事业说是萌芽于民国，形成于当代的新观念。例如，1983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在给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地方志工作情况和意见的报告》中这样写道：新编地方志“是一项重要的文化思想建设事业”，“是一项新兴文化建设事业。” 　　著述说认为方志是记载一定地区自然和社会各个方面历史和现状的综合性著述。胡乔木同志《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给地方志下的定义是：“地方志是严肃的、科学的资料书”、“是一部科学文献”。 　　以上四种说法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道理。但有一点是大家认同的，即方志记载的是一个地域的自然和社会、历史和现状，是分门别类记载一个地域人类活动的总体史。

方志的学科属性是什么？自古以来，争议虽多，但归纳起来不外两派：一派认为是地理学科的一部分，另一派认为是历史学科的一个分支。 　　持方志为地理学科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戴震、洪亮吉等考据专家。他们以考据方法进行地方志的编纂，着重考据地理沿革与方位。因此被称为地理学派。 　　持方志为历史科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章学诚，他确立了方志是史，一方之志为一方全史的新观念，从而破除方志是图经、是地理书的旧观念。 　　以上两派见解，可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道理。对此，胡乔木说得比较全面，他说：“为了研究地方志各门类之间的相互关系，这里面涉及许多学科，从历史学、各种专门史学、史料编纂学、自然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到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也可作为人文地理学的一部分）、社会统计学、社会学、民俗学等等，这里面最重要、最关键的也许是人文地理学。”依我们看，方志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科学。

方志的来源主要有三： 　　1．古代的“国别史”。我国自古以来就重视历史记载。自周王朝建立以来，中央及各诸侯国都设有史官，负责记事记言。这些记载编纂成书，就成为一国的史书，如晋的《乘》、郑的《志》等，这些都是诸侯国的史书，即“国别史”。 　　2．古代的地理书。所谓“地理”，《周易·系辞》中称：“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王充释为：“天有日月星辰，谓之文；地有山川陵谷，谓之理。”这里的“理”也是纹理的意思，地理书是古人观察地理的记录和著述，存世最古的地理书为《山海经》和《禹贡》。 　　3．古代的地图。地图即“土地之图”，后来发展为“图经”，图经就是地图的说明文字。有人以为，中国古代的地志，多由地图演变而来，其先以图为主，说明为附；其后说明日增而图不加多，或图亡而仅存说明，遂多变为有说无图与以图为附庸之地志。关于此，我们翻翻一些旧方志都附有地图的特点，仍可见志与古地图的渊源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方志是在兼收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别史”、地理书和地图的基础上，随着历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逐渐完备起来。“国别史”、地理书和地图是方志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