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的确不是一本适合“悦读”的书。用李慎之先生的话来说，它是一个时代的实录，一个受难的灵魂的实录。读起来甚至让人有窒息的感觉。但这又是本值得一读的书。透过3部日记和序言、附录，我们得以有机会走进顾准这位在逆境中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感受他的心路历程。

      顾准是当代思想家和经济学家，1915年出生，1974年去世，59年的短暂人生却迸发了耀眼的光芒。1957年，他就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文中，提出“社会主义的生产也可以由市场规律自发调节”的惊人观点。他在文章中写到：“可以知道，经过几十年的历史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已形成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的全部细节，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没有全部预见，也不可能全部预见的。为什么现在社会主义各国还存在着商品生产与货币经济呢？应该从这个体系的内部关系的分析中去找答案。”也正因为有这样的先见，吴敬琏曾评价顾准是中国经济学界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第一人。

      这本《顾准日记》主要以“商城日记”（1959.10-1960.1）、息县日记（1969.10-1971.9）、北京日记（1972.10-1974.10）为主，其间并没有录入顾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思想成果。对于顾准在思想史方面的贡献，只能从序言和附录中的回忆文章中略知一二。吴敬琏在《中国需要这样的思想家》为题的序言中写到：如果要说作为一个思想家的顾准的内在特征，我想是在于他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中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言人所未言。这些问题，例如中国为什么没有如同希腊罗马那样，发展起作为欧洲文明滥觞的城邦和共和制度，而是形成了几乎牢不可破的东方专制主义传统；中国的“史官文化”传统是怎样形成的，什么是“史官文化”的本质以及应当怎样对待“史官文化”；在革命胜利以前生气勃勃的革命理想主义为什么会演化为庸俗的教条主义；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娜拉出走以后”要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经济体制才能避免失误和取得真正的进步；社会主义是不是注定了只能实行计划经济，而不能让市场价格自发波动来调节生产等等，都是长期聚讼纷纭，人民莫知所从的。顾准都一一作出了自己的解答。他的见解往往惊世骇俗，却又有理有据，使人不能不信服。”

      对我而言，由于学识和阅历的浅薄，要深刻理解这些几十年前就提出的课题，仍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作为一个俗人，在读《顾准日记》的过程中，内心五味杂陈，久久难以释怀。

      一是慨叹他坎坷多蹇的命运。顾准早年投身革命。1949年后任华东财政部副部长，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但终因刚直不阿，言行殊异，连遭厄运，而且一次比一次深重，再也没有抬起头来。从1952年起被视为“目无组织，自以为是，违反党的政策，与党对抗”，撤销一切职务之后，1957年、1965年又两次被扣上右派帽子，从高官变为专政对象，政治生命完全终结。

      倾巢之下无完卵。更悲惨的是他的家庭。他的妻子汪璧，原名王采秀，也是一位老革命，是一个善良、沉静、娴熟的女性。她1934年与顾准结婚，建国后曾担任财政部的司长。1965年，迫于当时的形势，也为子女有个好的政治环境，或者也可能是在子女的逼迫下，她向顾准提出了离婚。“文化大革命”发生后，尽管她已经与顾准离婚，但是财政部的造反派仍对她抓住不放，诬陷她“长期包庇反革命丈夫 ”、“销毁反革命罪证”。因不堪忍受种种非人的折磨，1968年4月8日，她喝下大量消毒用的“来沙尔”药水，悲惨地离开了人世，时年54岁。她的绝笔书只有这么一句：“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

      妻子的死讯一直对他隐瞒。但终究他还是感觉到了不祥之兆。他在1969年11月 12日的日记中写到：“（十一月）四日，一面誊写，一面整理，进度较快。晚上，开始感到秀也许不在了。……。（七日）晚上找杨清华指导员，保证无论她死了，疯了，病重了，都一不影响下去，二不影响改造，杨才去找陈德金说了实话，可是死期、死况、遗言，一概不知。”其实，这已经离妻子去世一年半之久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还写到：“闻噩耗，既觉意外，也不觉意外，意外的是，她爱孩子，为什么给孩子留下一个‘母自杀’的家庭环境。不觉意外的是，1965年秋，她已写过遗嘱，1967年5月，她看来已经实在支持不住了。……。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但是我还是抑制住，努力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1944年在延安，我为父亲服丧。这一回，我不服丧，因为我为秀服丧是终身的。”

      经过种种变故，加之思想的分歧，子女们始终无法原谅这个“多嘴”的父亲。虽然他一直牵挂着子女，希望能和子女见面。可是在子女们看来，他如果关心就不应该屡屡“大放厥辞”而连累母亲和他们，因此与他彻底地断绝了父子关系。顾准临终前，欲见子女亦不得。他的六弟陈敏之为疏通其子女对父亲一生的理解，1974年11月9日，曾给顾准长女、长子写有一信。此信在当时顾准尚未摘帽，政治气候尚未解冻的氛围中，的确需要胆识。信中写到：“历史上有许多先驱者（社会、政治、哲学、自然科学各个领域），不被当代的人们所理解，被视为异端，这种情况并不罕见。你们的爸爸虽然还不能说是这样的先驱者，但是据我所了解，我敢断言，你们对你们的爸爸实际上一点不理解。他比我和你们的目光要远大得多。许多年来，他不过是在探索着当代和未来的许多根本问题的答案，如此而已。如果（有人）认为作这样的探索就是一种该死的异端，那他决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有人以有他为辱，我却以有他这样的哥哥为荣。”然而，纵然如此，也未能如顾准所愿，后来病危临终，他对弟弟反复说：“我想他们，想得好苦呵，想得好苦呵！”
      虽然我看过一些书，知道在那个黑暗的时代，这样的家庭悲剧不止一个，比如陈寅恪夫妇、傅雷夫妇、户县农民思想家杨伟名夫妇，但是顾准的坎坷命运仍然令人扼腕长叹，唏嘘不已。

      二是敬佩他追求真理的勇气。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盖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顾准就堪称“中国的脊梁”。顾准终其一生，只是为了追求真理，此外，别无所求。他的追求真理的足迹，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终止。

      虽然在“商城日记”和“息县日记”中，更多地是记录饥饿的威胁、疾病的折磨、失去亲人的悲痛和被迫检查交代、高强度的体力劳动、“笑靥迎人”苦恼，但是也可以看到，他经常关注的是民族的命运和人类的前途。在日记中从工业、农业，到物价、财政，到经济、政治都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

      等到了“北京日记”中，我们更能清晰地把握他求索的步伐。从1972年10月13日到1974年10月17日两年时间，他从阅读《经验与自然》、《自然哲学对话录》开始，直到《聊斋》、《开罗文件》为止，大概阅读了不下上百部书籍。《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部惊世骇俗之作，就是这一时期他心血凝聚成的结晶。

      他在当时，已经全然不顾巨大的病痛、险恶的政治局势和低劣的物质条件，研究中国和外国历史、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哲学，思考中国的现实，力图弄清为什么革命胜利之后局势逐渐演变为与革命的初衷相反，得出了从欧洲大陆理性主义走向英国式经验主义，从一元论走向多元论的结论。顾准思考围绕的中心是如何克服专制、实现民主和发扬科学精神。这些问题，即使在现在研究，也还需要勇气。正如顾准所言，他“面对的是把理想主义庸俗化了的教条主义”“我面对它所需要的勇气说得再少，也不亚于我年轻时走上革命道路所需要的勇气”。

      他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要这样？到底哪些力量能使他超越一切苦难而孜孜以求，把自己的肋条当成火把点燃？吴敬琏的解释可能更准确一些：一是来自他不畏艰险、放言无惮的科学批判精神和艰苦卓绝、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二是因为他对民族、对人民高度的责任感和为人类争取更美好未来的使命感，才有可能使他在那十分险恶的政治环境和极其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勇敢地进行只有后代学人才能认识其价值，甚至完全可能永远湮没无闻的历史探索。

      三是尊重他高尚纯粹的人品。在看《顾准日记》的过程中，也能感受到人性的温暖。在那样一个人人自危的恶劣环境下，也有许多人给顾准以关怀。如顾准的弟弟陈敏之，顾准的老战友、老领导骆耕漠、林里夫、孙冶方等，同事张纯音一家和吴敬琏、周叔莲、赵人伟等。尤其是吴敬琏，顾准去世那天晚上就守侯在身边。据吴敬琏的夫人周南回忆：吴敬琏凌晨骑自行车回到家后，脸色特别苍白，先是一言不发，接着号啕大哭，久久不止。

      古语有云，人以类聚。这是一本日记，没有更多的篇幅介绍顾准的为人处事。他肯定也不是完人。人间若有悲剧发生，总有其正、反、里、侧，只有把方方面面都看到，才能探及悲剧纵深。但是从这些朋友来推断，顾准可以说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是一个有着高尚人格的人。

      据吴敬琏回忆，顾准是一位威武不能屈的硬汉子。在河南明港时，不断有外调人员武斗逼供，要顾准作伪证诬陷一位与他有过个人嫌隙的老同志，虽然饱受皮肉之苦，顾准仍然严辞拒绝这种无理要求，对别人绝不落井下石。除此之外，他也有待人宽厚的一面。对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热气氛裹挟下揭发过他“罪行”的老同事和被迫同他“划清界限”的亲友子女，都怀着体谅的态度，或者从社会原因来为他们辩解。

      他心地纯粹，对未来始终抱有积极的判断，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满怀期望。他当真是矢志不渝地用黑色的眼睛寻找光明。在下放劳动期间，社会上盛行读书无用论，同事张纯音的女儿徐方，当时十五岁左右，觉得不用念书实在太好了。顾准却对她说：“你千万别相信这一套。一个民族不读书是注定要灭亡的，可我深信中华民族不会灭亡。将来有朝一日国家需要有知识的人去建设。到那时谁有本事谁上，你若没本事就太可悲了。”吴敬琏也曾深情地说，顾准在病重住院期间，曾非常冷静地告诉他，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而且过不了多久就会因为气管堵塞说不出话来，所以要趁还能说话时作一次长谈，以后就不用再来了。顾准说：“我认为中国的‘神武景气’是一定会到来的，但是什么时候不知道，所以我送你四个字：‘待机守时’，还是要继续我们的研究工作。总有一天要发生变化。那时，要能拿得出东西来报效国家。”

      在那个人心叵测的年代，顾准饱经坎坷，依然这样透明和真诚而没有变态和扭曲，的确符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标准。就连临终的遗嘱，也是洞彻世事的豁达。在交代完相关事情后还让弟弟写上“医院认为：我的病例特殊，如果需要，我的遗体愿供解剖。我的骨灰倒在三里河中国科学院大楼前面的小河里。”

      《顾准日记》一书中还收录了顾准女儿顾淑林的《迟到的理解——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读后附记》。这篇附记作于1984年，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不过六年时间。顾淑林在附记中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意义远远超越了顾准及其亲人的家庭悲剧。“真正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需要解决这样一个悖论——为什么我们和父亲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这个比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却长期视为殊途？强调隔离时间的久长，搞技术工作理论水平低等等，都仅仅是外部的原因，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哪一部分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今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对于一个愿意严肃生活的人，必须有勇气正视、解答这些问题，并且承受代价。”

      顾准对中国的命运、前途的思考是深刻和全面的。他所倡言的重视商品价值规律，在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已经基本实现。但他研究过的不受制约的权力造成的危害、法治和人治的利弊、人民当家作主反映在政体上的恰当形式、理性主义政治哲学蕴涵的问题等，对于深化改革，对于中国的民主法治前景，无疑还是宝贵的思想资源。吴敬琏在《顾准日记》的序言中曾说：“时代发展到今天，顾准所深恶痛绝的东方专制主义和它的经济基础正在走向土崩瓦解，涤荡历史上积淀起来的污泥积水、实现民族腾飞的条件已经具备，十五年来的改革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然而‘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旧体制和旧文化像一条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它们的代表者仍然步步为营，负隅顽抗。”

      时间又过去很多年，吴敬琏所提到的问题，似乎依然还在我们面前，就是有变化也不过换了个面目而已。今年是2012年，距离邓小平南方讲话整整二十周年。此前，温家宝总理又在调研时强调：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只是，在这样一个“神武景气”的年代，我们还有几个像顾准那样的思想先驱？又有多少人愿意并有勇气告别盲从去过严肃的生活？